戏子在古代陪侍权贵上床是惯例，像梅兰芳都是被冯耿光，从相光堂子赎出来的，甚至不断花费重金给梅兰芳买大别墅，请名师。 在古代，戏子被归为“下九流”，社会地位低下。 他们大多自幼被卖入戏班，签下形同卖身契的合约，不仅要刻苦练功登台献艺，私下里还常沦为权贵的附属品。 如清末天津名伶杨翠喜，凭借出众的唱功红遍津门，连袁世凯的家眷都专程前往戏园听她演唱。 可这份才华却成了祸端，北洋官员段芝贵为讨好庆亲王之子载振，花一万三千两白银买下杨翠喜，连同整套翡翠头面一同送入载振府邸，而杨翠喜的养母只能含泪收下银两，眼睁睁看着她沦为权力交易的筹码。 这种将名伶当作“雅贿”礼物的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屡见不鲜，湖广总督端方就曾将名角李桂芬送入京城讨好上司，盐商们为巴结官员，更是直接将自家戏班整体献上。 更令人唏嘘的是，专门培养男伶的“相公堂子”在清末民初颇为盛行。 这些堂子打着学戏的幌子，挑选眉清目秀的少年加以调教，不仅教他们唱念做打，更要迎合权贵的各种需求。 《红楼梦》中贾府的权贵们聚会时，就常请“象姑馆”的娈童作陪，这些少年打扮得雌雄难辨，既要吹拉弹唱助兴，还要满足主人的私欲。 他们的黄金时期只有十一二岁到十五岁，一旦成年嗓音变粗、样貌长开，就会被弃如敝履，要么转行做最低贱的营生，要么在贫困中潦倒度日。 梅兰芳的早年经历也与这种环境紧密相关。 十四岁时，他在云和堂以“歌郎”身份登台，所谓“歌郎”，就是在堂会中既要唱戏又要陪侍客人的少年艺人。 正是在这时，二十五岁的冯耿光发现了他的天赋。 冯耿光出身官宦世家，时任银行高管，手头阔绰且极具人脉。 他看中梅兰芳的潜力，不仅出资将他从堂子中赎出，还承担了他的生活开销。 为了让梅兰芳安心学艺，冯耿光在北京北芦草园为他购置了宅院，后来又陆续请来了王瑶卿等京剧名家亲自授课。 梅兰芳排练《太真外传》时，冯耿光不惜花费千元买下珍贵的孔雀翎褂作为戏服，他去美国演出缺少路费，冯耿光四处奔走筹集十万块大洋，甚至愿意变卖自己在东四九条的府邸凑钱。 北洋时期的权贵圈里，捧角儿早已成了一种彰显身份的时髦。 内务总长程克为了捧旦角朱琴心，直接买下北京天乐园戏院让他组班演出，还有权贵为喜爱的女演员送上“文艳亲王”的封号，扎起彩匾雇乐队敲锣打鼓送到戏馆，场面极尽张扬。 这些权贵们组成了一个个“捧角集团”，其中以支持梅兰芳的“梅党”和追捧荀慧生的“白党”声势最大。 “梅党”里既有冯耿光这样的金融巨头，也有张伯驹这样的名门公子，他们不仅出钱出力，还为梅兰芳的剧目出谋划策，从剧本筛选到角色打磨都全程参与，甚至在演出时收集观众反馈，帮助他不断改进表演。 对权贵而言，捧角是一种“风雅”的炫耀方式，既能彰显自己的财力与人脉，又能通过掌控名伶的命运获得心理满足。 而对戏子来说，得到权贵的青睐虽是无奈之举，却也是改变命运的难得机会。 梅兰芳凭借冯耿光的支持，摆脱了陪侍权贵的命运，潜心钻研艺术，最终成为一代宗师；但更多艺人就像杨翠喜那样，被当作玩物转手，最终在流言蜚语中黯然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