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我所认识的张姚王张春桥初次与张春桥见面时，他正居于上海，全面负责着写作组的运营。张春桥性格内敛，不轻易与人亲近，原则性极强，言出必行，直言不讳，在讨论中几乎不留任何妥协的余地。我们之间鲜有闲暇的闲聊，除了工作之外，别无其他。在会议中，讨论始终围绕着工作议题展开，而对于生活琐事和家庭私情，则很少被提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常常觉得他颇具神秘色彩，原因正是他缺乏工作之外的人际互动。张春桥以其深藏不露的城府闻名于世，其性格在早期与后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早年追逐权力的时期，他显得格外坦率，勇于阐述自己的见解。记得有一次，李先念莅临上海视察财贸系统的工作，恰逢文化广场举办盛大的集会，众人便提议请李先念绕场行走两圈，我亦有幸在场。此举原本有望改善张春桥与老干部之间的关系。然而，张春桥却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质疑为何要让李先念绕场两圈，这一行为显露出了他在处理矛盾时缺乏妥协的智慧。起初的放肆，我敏锐地洞察到，背后实则隐藏着他的个人企图。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他的这一性格特点逐渐减弱，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已得罪了众多人，于是开始变得收敛。他试图主动修补与他人的关系，但遗憾的是，积怨已深，群众基础薄弱。姚文元姚文元并非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而是专注于文艺评论的专家。当他向我寻求帮助，仅仅是因为他需要临时撰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并询问我是否能够协助他搜集相关资料。我随即向他推荐了地方志和明史中与海瑞相关的内容。关于海瑞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矛盾，我也毫无保留地向他详细讲解，这对他撰写文章大有裨益。再以批判“三家村”为例，他不知从何着手，便向我寻求指导，我便立刻拿出《燕山夜话》供他参考。实际上，他确实找不到其他可以求助的人。姚文元，一向话语不多，沉默是金。我对他的信任，让我内心充满喜悦。他对我的评价始终和颜悦色，从未有过一丝批评之词。每当工作任务下达，我便全力以赴，不遗余力。至于我提交的稿件，他提出的修改建议，我无不悉心采纳，其中不乏一些经过他润色后变得尤为精彩的段落。王洪文王洪文根基尚显薄弱，毕竟其出身于基层的微小岗位。在面临错综复杂的局势时，他身边缺少有力的智囊辅助。若欲在北京站稳脚跟，他亟需拥有一支强大有力的团队。这支智囊团承载着两项重要任务：一则作为智库，在全面洞察各方情况的基础上，为其提供策略与方案；二则作为关系网络，覆盖社交与公关等多个领域，协助其维护并扩大各方面的联系。在“四人帮”团伙中，他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经历相对较弱，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在江青的言辞面前，他只能屈服；对于张春桥的命令，他也只能服从；至于姚文元，他的观点更是难以抗辩。面对这些权势滔天的人物，他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位置呢？（叶剑英、李先念）谈及此事，他宛如稚气未泯的儿童团员，一切决策均非其本心所愿。当他们在学术上遇到难题，我们写作小组便承担起提供辅导的责任。针对毛泽东同志在古文阅读上的需求，我向他推荐了《刘盆子传》。此类话题，我难以过多展开。刘盆子的结局殊为不幸，他的出身亦非显赫。这不过是在提醒毛泽东——切勿自负，你终究不过是刘盆子罢了。此类话语，我难以启齿，他也未必会向我提问。他现已身居中央，地位显赫，岂能扫他的雅兴。我的目的仅是向他阐述传记中这位人物是如何崭露头角，如何登上帝位，最终却无力掌控局势，以便让他有所警觉。王洪文才干有限，挑选他实属无奈之举。此番决定，对于毛泽东而言，亦是别无他法之策。选取此人，旨在缓解张春桥与长辈们之间的冲突，而这一矛盾已然难以调和。毛泽东曾向林彪提及，请小张……（张春桥）初接手我们班级之际，张便迅速跃升为众人的瞩目焦点，宛如瞬间被推到了炽热的火炉之上。自然而然地，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关注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