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刚站稳脚跟不久，百业待兴，考古这行当也热火朝天起来。吴晗作为明史大家，又兼着北京市副市长，对明十三陵特别上心，总觉得那些地下宫殿藏着太多历史秘密，尤其是长陵，那是明成祖朱棣的地盘，规模最大，陪葬东西肯定最丰富。1955年10月，他拉上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这些人，一起联名写了份报告，直送国务院，申请发掘长陵。报告里强调，这能补上不少明史空白，学术价值大得很。 报告转来转去，落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批了“原则同意”，但没松口全放行，因为帝王陵不是小打小闹，挖不好容易出大问题。文化部那边郑振铎、夏鼐这些人听说后，赶紧跳出来反对，说当时的技术条件跟不上，文物出土后保护不住，风险太大。双方争得挺厉害，周恩来听完汇报，也觉得不能贸然上手。长陵勘探队先派出去试了试，结果挖了好几个月，探沟一条接一条，就是摸不着墓道入口。吴晗急啊，可也没辙。 后来大家坐下来商量，决定先不碰长陵这个硬骨头，挑个规模小点的练练手。定陵正好有线索，外墙塌陷露了点痕迹，就定为试点。1956年5月，工人们正式开工，数百号人挥着镐头，一点点往下刨。整整折腾到1957年，才撬开金刚墙，推开那扇大石门，里面潮气一下子涌出来，三千多件东西摆在那儿，金冠玉带、丝绸袍服，看得人眼直。1958年夏天清理完，新华社把消息发全世界，中国考古头一回主动挖帝王陵，轰动一时。 可热闹归热闹，问题很快就冒头了。那些丝织品一见空气，颜色立马变黑，纤维脆得一碰就碎。专家们手忙脚乱抢救，可库房条件差，湿度温度控不住，好多宝贝就这么慢慢烂掉。吴晗他们起初还挺兴奋，以为积累了经验，长陵指日可待。定陵博物馆1959年一建成，他就到处提这事，觉得长陵价值更高，必须接着干。 吴晗研究明史研究得走火入魔，总想着从陵里挖出更多实物佐证他的观点。定陵一结束，他就开始多次递报告，找机会当面跟周恩来聊。报告一份接一份，内容翻来覆去就那几点：长陵规模大，陪葬丰厚，能解决更多历史疑难。预算他算得细，大概四十万左右。周恩来每次收到，都搁那儿认真看，但从来不表态明确同意。 转眼到1965年9月，周恩来陪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去定陵转了一圈。总统从地宫出来，直夸地下建筑气势宏大。周恩来顺势说十三陵每座都差不多，这时吴晗凑上来，赶紧插话，说长陵比定陵还壮观，挖出来研究价值更大。总统一行往车那边走，吴晗跟在后头，又提起预算和计划。周恩来停下脚步，看了看远处山上的长陵宝顶，没急着回话，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吴晗还等着呢，周恩来这才转身，拉开车门，扔下一句“我对死人不感兴趣”，车就开走了。 就这一句，短是短，可分量重得很。吴晗从那以后，再没正式提过长陵发掘的事儿，所有念头都彻底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新中国那会儿钱紧得很，国家把有限的资金都砸到吃饭穿衣、修路建厂上头去了，哪有闲钱去刨死人坟墓。更关键是，定陵教训摆在那儿，出土东西保护不住，白白毁掉，太不值当。周恩来这话说出口，其实点明了优先级：活人的事儿比死人的大事。 定陵挖完没多久，其他地方也眼红了，有的省准备动汉陵唐陵，周恩来一听，赶紧让郑振铎、夏鼐他们上书总结经验。国务院很快下文件，明确停止一切帝王陵主动发掘。从那以后，这成了铁规矩，长陵就这样安安稳稳留在地下，没遭那份罪。 回头看，定陵是新中国唯一完整挖开的帝王陵，出土东西虽多，可损毁也严重。丝绸衣服碳化碎裂，金银器倒还好些，但整体损失让人心疼。这事儿给后来的考古敲了警钟：技术不到位，别急着动土；保护跟不上，挖出来等于毁掉。国家后来把重点转到科学保护上，宁可让陵寝在地底多睡几年，等条件成熟再说。这才保住了大部分古墓，也留下了宝贵遗产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