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喊：“你家永兴回来了！” 邓玉芬猛地直起腰，愣在原地，心跳得像打鼓。六年了，整整六年，她以为七个儿子全都死在了战场上，一个都没剩下。 现在有人说老三回来了？会不会是哪个骗子冒充的？她不敢信，又忍不住想信。 她扔下手里还带着泥的红薯，拔腿就往家跑，鞋上的泥点子甩得老高，裤脚被路边的野草划开一道口子也顾不上。 一口气跑到家门口，她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背影像极了老三永兴，但瘦得脱了形，像根风一吹就要倒的杆子。 邓玉芬不敢出声，慢慢走近，死死盯着那人的脸。当她看到他左边眉毛上那道浅浅的疤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那是永兴小时候爬树摔的，错不了，是她的儿子！ 年轻人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是娘，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娘，我回来了。” 邓玉芬一把攥住儿子的手，那手又干又糙，全是厚茧，指关节肿得老大。 她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花，半天才嘶哑着问出一句：“你咋才回来？你哥他们呢？” 这一问，像是打开了闸门。永兴的眼泪顺着满是灰尘的脸颊往下淌，划出两道黑印。 他想站起来，右腿却使不上劲，疼得他咧了咧嘴。邓玉芬这才注意到，儿子的右腿军装裤管里空荡荡的。 永兴卷起裤管，小腿上一道又长又狰狞的疤痕露了出来，结的痂还没掉干净，周围泛着红。 他说，腿被炮弹炸伤了，在后方医院躺了大半年，能下地走了才敢回来。 说到这，邓玉芬的心已经沉到了底。 她伸手想去摸摸儿子的伤疤，又怕碰疼他，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永兴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永兴低下头，声音哽咽着，开始说起其他兄弟的事。 老大，在平津战役攻打天津的时候，为了炸掉敌人的碉堡，抱着炸药包往前冲，再也没回来，部队后来只寄回来一块染了血的军牌。 老二，在张家口打仗，遇上敌人偷袭，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被炮弹炸中了，连尸首都找不着。 但事情还没完，更让人心碎的还在后头。 永兴说，老四、老五、老六，他们三兄弟在东北的黑山阻击战里，分在同一个部队。 那天，他们并排往前冲锋，一个接一个倒在了阵地上。老六牺牲的时候，才刚刚18岁，还是个半大孩子。 六个儿子，六条性命，就这么没了。 邓玉芬听着，身子猛地晃了一下，她赶紧扶住身后的门框，才没让自己倒下去。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嘴唇抖得厉害，眼泪无声地掉在脚下的泥地里，洇出一个个小小的深色圆点。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就在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永兴又补了一句： “娘，老七还活着，他跟着部队往南打了，托战友给我带话，说等全国都解放了，就回来陪您过好日子。” 这句话，像是一根救命稻草。邓玉芬的眼里，总算透出了一点光。 她松开攥着儿子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转身就往厨房走，一边走一边说：“娘给你煮鸡蛋，你身子虚，得补补。” 那声音带着哭腔，却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韧劲。 其实，早在六年前，当大儿子第一个提出要去当兵时，邓玉芬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舍不得，可一想到村里被鬼子糟蹋得不成样子的田地，她就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国，哪有家。 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给儿子蒸了白面馒头，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塞进他包里，送到村口，只说了一句：“好好打仗，别惦记家。” 后来，老二、老三、老四……一个个儿子都要去参军，她一个都没拦。 每次都是亲手给他们缝补好军装，把人送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才敢偷偷转过身抹眼泪。 七个儿子都上了前线，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扛。 种地、砍柴、照顾年迈的公婆，她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 她心里就一个念想：等仗打完了，儿子们都回来，一家人就能团圆了。 那些年，部队也派人来送过几次抚恤金。 每一次，邓玉芬都强忍着心里的痛，给来人端水做饭，嘴上说着：“孩子是为国家死的，值了。” 可一到夜里，她就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拿出儿子们小时候穿过的旧衣服，一件件摩挲着，哭到天亮。 如今，七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还带着一身伤。 邓玉芬看着厨房里那几个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鸡蛋，心里五味杂陈。 她知道，从今往后，这个家还得靠她撑着。儿子回来了，日子就还有盼头。 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是无数像邓玉芬儿子们那样的英雄，用命换来的；也是无数像邓玉芬这样的母亲，用眼泪和牺牲换来的。 她们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却用最朴实的行动，撑起了这个国家的脊梁。 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