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最难把控的2位将才，一个让他生不如死，一个让他怀疑人生。 建安十六年的蜀

诸葛亮最难把控的2位将才，一个让他生不如死，一个让他怀疑人生。 建安十六年的蜀地秋风中，魏延带着部曲投奔刘备时，诸葛亮手中的羽扇微微一顿。 这位在长沙城头斩杀太守韩玄献城的将领，眼神里的锋芒太过锐利，既藏着万夫不当的勇力，也露着恃才傲物的桀骜。 诸葛亮彼时便暗忖：此等将才若能驾驭，可为蜀汉利刃；若失控，则必成祸根。 魏延并未辜负“将才”之名。随刘备入蜀后，他攻雒城、克绵竹，数有战功，从牙门将军一路迁至镇北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破格提拔他为汉中太守，面对群臣惊疑，魏延那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的豪言，更显其胆略超群。 诸葛亮驻汉中后，升他为督前部，可这份重用始终伴着紧绷的制衡，魏延每随亮出，必求兵万人走子午谷，仿韩信故事会师潼关，诸葛亮却总能以“北伐大业不可冒进”为由否决。 这种军事理念的冲突，逐渐演变成无法调和的矛盾。 魏延常私下慨叹“亮为怯”，恨己才不尽用，其“性矜高”的性格更让他与同僚势同水火，唯独杨仪不肯退让，两人积怨深如渊壑。 诸葛亮夹在中间，既要倚重魏延的战场勇猛。建兴八年阳溪一战，魏延大破郭淮，凭战功封南郑侯，这份战力蜀汉绝难舍弃；又要防备他的刚愎自用，每次北伐都需精心调配兵力，避免其单独行动酿成大祸。 建兴十二年，魏延梦到头生角，占梦者赵直暗语“头上用刀”的凶兆，实则早已埋下的祸根，正随着诸葛亮的病重逐渐显露。 若说魏延是战场上的“不定时炸弹”，李严则是朝堂上的“权力暗礁”。 这位与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的重臣，本是刘备精心设计的制衡棋子——诸葛亮主政成都，李严统军永安，形成文武分治的格局。 李严确有才干，任犍为太守时凿山开路、平定叛乱，还参与制定《蜀科》，可他的野心远比治才更炽烈。 建兴九年的祁山之役，成为两人矛盾的总爆发，诸葛亮出兵前特意叮嘱李严督运粮草，还预设“断后、持久、退兵”三策，可连绵阴雨让粮运受阻时，李严竟派人参传话促退，待诸葛亮撤军又故作惊讶：“军粮充裕，何以退军？” 还上奏刘禅称“伪退诱敌”，试图将责任推给诸葛亮，当诸葛亮拿出他前后矛盾的手迹时，这位托孤重臣的虚伪与狡诈暴露无遗。 此前，李严早已多次试探权力边界：要求划五郡设巴州自任刺史，还劝诸葛亮“受九锡称王”，每一步都在挑战相权底线。 而且诸葛亮对李严的处置，藏着难以言说的痛，他曾力排众议提拔李严，寄望其能共扶汉室，可换来的却是背后捅刀。 将李严贬为庶人时，诸葛亮在奏疏中写道“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这份“厚待”的背后，是对刘备托孤遗愿的坚守，也是对蜀汉内部团结的期盼，最终却落得“自明遭际，悲叹不已”的结局。 而魏延的结局更令人扼腕，诸葛亮临终前安排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可他拒不从命，竟烧绝阁道与杨仪相攻，最终落得被马岱追斩、夷灭三族的下场。 当魏延的首级被杨仪踏在脚下时，诸葛亮若泉下有知，想必会想起当年初见他时的那阵寒意，不是预见了叛乱，而是痛惜这把利刃终究没能为蜀汉所用。 建兴十二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带走了诸葛亮，也带走了蜀汉最后的制衡。 李严得知诸葛亮病逝后，竟激愤而死，他知道，世间再无一人能让他有复起之机。 这两位让诸葛亮耗尽心力的将才，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魏延的悲剧源于性格与野心的失衡，李严的悲剧则在于权力与忠诚的错位，而诸葛亮在把控他们的日夜里所承受的煎熬，恰是蜀汉政权先天不足的缩影：纵有卧龙鞠躬尽瘁，也难补派系裂痕与人心浮动的深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