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一封来自台湾的电报被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案头，电文仅有四字：“老郑变节”。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却如一记惊雷击中他的心脏。他沉默许久，手指微颤，脸色惨白，最终缓缓地说出一句话：“我们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 这封电报的“老郑”，正是原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战线的重要人物——蔡孝乾。一个曾在敌后工作多年、手握大量情报资源的红色特工，一个曾令蒋介石寝食难安的人，竟然突然投敌，背叛了信仰。 对于李克农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情报战的失利，更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安全的巨大危机...... 蔡孝乾原名郑祥熙，早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参与地下组织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他被派往香港，从事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由于他外形斯文、谈吐得体，再加上英语流利、人脉广泛，很快便在香港政商圈打下了一片天地。 蔡孝乾的“特工生涯”起步于香港，但真正展现才华的，是在抗战后期。当时，国共关系复杂微妙，蒋介石对共产党内部的动向高度防范，而蔡孝乾却在国民党高层中混得风生水起，他与蒋经国有过多次接触，还曾受邀参加过国民党的情报会议。 据说有一次蔡孝乾在重庆与一位国民党军统少将交谈时，对方毫无戒心地透露了几名潜伏在延安的特务身份，蔡孝乾不动声色，记下所有细节，回到根据地后迅速上报，成功挫败了敌军一次针对党中央的暗杀计划。 在延安周总理亲自接见他，称赞他为“活档案袋”，意思是他脑子里装着无数关键信息，是情报战线上的“宝贝”。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即将全面接管全国，这个时候情报战线上的斗争也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蔡孝乾被安排继续潜伏，以图获取台湾方面的高层动向。 然而正是在这个阶段，蔡孝乾开始表现出一些异常，首先是联络频率降低，原本他每月都会通过特定渠道与组织取得一次联系，但自1949年10月后，他连续三个月音讯全无。 情报部门起初以为是技术原因，毕竟那时海峡两岸的通信确实困难，但李克农始终觉得不对劲，要求特别关注。 其次是情报内容变化，蔡孝乾寄回来的情报越来越“空洞”，并没有实质内容，甚至有些信息明显是公开资料，经验丰富的李克农一眼看出问题：这不像蔡孝乾的风格，更像是有人在“代笔”。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蒋介石下令加强对情报系统的清洗，一大批与中共有过接触的旧部被审查清除，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就是在这一次清洗中，蔡孝乾的身份被彻底暴露。 有人说是因为恐惧。据台湾内部档案显示，蔡孝乾被捕后曾被关押在台北市郊的一处秘密监狱，蒋经国亲自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让他“开口”，有传言称他在狱中遭受了极端手段的逼供，甚至被威胁要连累他在大陆的家人。 也有人说是因为信仰动摇，蔡孝乾在香港长期生活，思想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曾多次对“革命暴力”表示不满，他在被捕后接受采访时坦言：“我对共产主义理想并不完全认同，只是当初选择了那条路。” 蔡孝乾投敌后，最可怕的不是他个人的叛变，而是他掌握的机密，他曾经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南方情报线的负责人，手中握有大量潜伏特工的真实身份、通讯方式、联络密码、任务安排。 这些信息一旦落入敌手，意味着整个南线网络面临崩溃，果不其然，在1950年5月至7月接连有数十名情报人员在香港、广州、上海被捕，甚至连远在越南河内的一个据点也被端掉，李克农痛心疾首，亲自下令全面收缩南线情报工作。 更令人心惊的是，据后来披露的文件显示，蔡孝乾不仅交出了名单，还配合国民党情报机关设了“钓鱼局”，诱使部分尚未暴露的潜伏者主动“现身”，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崩盘。 蔡孝乾叛逃后并未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飞黄腾达”，他被安排在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一个研究单位，从事“中共心理战研究”，几乎不再涉足一线情报工作。 他的生活也非常低调，居住地保密，外出需专人陪同，台湾方面虽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始终对他心存戒备，据说蒋经国曾在一次私下会议中说：“这种人可以用，但不能信。” 李克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我们可以输掉战场上的一仗，但不能输掉人心。”他始终无法原谅蔡孝乾，因为这是一次从内部溃败的失败，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枪，不是钱，是信任，而这份信任一旦崩塌，代价就是鲜血与生命。 参考资料： 寻踪台湾隐蔽战线上的中共英雄．人民网．2015-05-28 [引用日期2023-02-20] 蔡孝乾．凤凰网 [引用日期2025-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