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王桂荃成婚。同居过后，梁启超却说：“我主张一夫一妻，你只能是丫鬟，就算你生了孩子，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没有资格！” 1903年的上海，初秋的风带着点黄浦江的潮气。梁启超的寓所里，王桂荃攥着刚浆洗好的长衫，指尖在布面上蹭出细小的褶皱——今天是她搬进主卧的第三天，可心里那点忐忑，比刚从广东老家来梁家当丫鬟时还厉害。 她是李蕙仙的陪嫁丫鬟，跟着夫人来梁家五年了。夫人身子弱，去年生二公子时差点没挺过来，拉着她的手说：“桂荃，家里事多，你替我多照看着先生。”那时她只当是句寻常嘱托，没承想，上个月夫人竟亲自张罗着，让她跟先生圆了房。 夜里的煤油灯昏黄，梁启超坐在书桌前写文章，笔尖划过宣纸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王桂荃端着夜宵进去，刚把碗放在桌上，就听见先生头也不抬地说：“桂荃，有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她心里一紧，手不自觉地绞着围裙。 “我在文章里写过，一夫一妻是文明大义，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梁启超放下笔，转过身看着她，眼神里有愧疚，却更多的是不容置疑，“你进了这屋，名分上还得是丫鬟，对外不能说别的。” 王桂荃的脸“唰”地白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就算以后有了孩子，”梁启超的声音低了些，却像冰锥扎在她心上，“他们的母亲，也只能是蕙仙。你……没有资格当母亲。” 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晃，那些曾在报纸上读到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此刻听着格外刺耳。王桂荃猛地想起前阵子先生在演讲台上说“女子也应有独立人格”，台下掌声雷动，可这话到了自己这儿，怎么就变了味？ 她没哭，也没闹，只是福了福身，轻声说：“我知道了，先生。”转身退出去时，后背撞到门框，疼得她咬了咬嘴唇——比起身上的疼，心里那股子凉，更让人受不住。 日子还得过。她照旧伺候先生和夫人，只是话更少了。早上给先生研墨，他写文章时，她就在旁边纳鞋底，针脚比以前密了不少。有回李蕙仙看出她不对劲，拉着她的手说：“桂荃，先生就是嘴硬，他心里是认你的。” 王桂荃笑了笑，没接话。她知道夫人是好意，可先生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掉。 转过年来，王桂荃真的怀上了。孕吐厉害，吃啥吐啥，人瘦得脱了形。梁启超看着心疼，让厨房顿顿给她炖鸡汤，却从没提过“名分”二字。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梁启超抱着襁褓里的小家伙，笑得合不拢嘴，可对外只说“夫人又添了个少爷”。 王桂荃抱着孩子喂奶，听着外面先生跟客人介绍“这是蕙仙生的老三”，眼泪悄没声地掉在孩子脸上。小家伙咂着奶头，小手攥着她的衣襟，那点温热，成了她唯一的慰藉。 后来她又生了几个孩子，一个个都被记在李蕙仙名下。孩子们喊李蕙仙“母亲”，喊她“桂荃姨”。有回小儿子刚会说话，抱着她的腿喊“娘”，梁启超听见了，沉下脸说：“叫姨。”孩子吓得哇哇哭，王桂荃赶紧抱起他，拍着后背哄：“乖，叫姨，姨给你糖吃。” 夜里哄睡了孩子，她坐在床边纳鞋底，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像揣着块冰。她想起刚到梁家时，先生给她们这些下人讲“新思想”，说“人人生而平等”。那时候她信了，觉得跟着这样的先生，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可到头来，先生的新思想，唯独没给她留位置。 李蕙仙去世那年，王桂荃已经生了六个孩子。梁启超在葬礼上哭得老泪纵横，转过头却对王桂荃说：“家里不能没个主心骨，以后你多费心。”这话听着像托付，却还是没提“名分”二字。 王桂荃默默点头，给孩子们换孝服，安排葬礼的杂事，忙得脚不沾地。夜里累得倒头就睡，梦里却总回到1903年那个晚上，先生坐在煤油灯前，对她说“你没有资格”。 后来孩子们长大了，都知道了真相。三儿子梁启超思成最心疼她，有回跟父亲争执：“爹，您总说平等，为何对桂荃姨这样？”梁启超叹了口气，没说话。 王桂荃拉过儿子，摇摇头说：“别怨你爹，他有他的难处。” 其实她心里明白，先生不是不爱她，只是那点“文明大义”的面子，比她的委屈重要。她这辈子，就像先生文章里没写完的注脚，藏在光鲜的正文背后，没人看见，也没人记得。 晚年时，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孩子们寄来的照片，嘴角会带着笑。有人问她这辈子值不值，她总是说：“孩子们好，就值了。” 只是偶尔风起时，她会摸出藏在枕下的那块布，上面绣着个小小的“荃”字——那是刚到梁家时，她自己绣的，想着总有一天，能堂堂正正用这个名字。可到最后，这名字也只藏在她自己心里，像个没说出口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