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在社交平台叫嚣：“侮辱日本等同于宣战！外务副大臣船越应立即召见吴江浩大使到外务省，并宣布将薛剑总领事作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我们必须捍卫的不是‘互利共赢的战略关系’之类的空洞口号，而是日本的荣誉，不要忘记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着我们，该发怒的时候就发怒，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源自日本外务副大臣船越与我国驻日大使吴江浩的例行会晤，在海洋权益等议题上的正常外交磋商，本应通过专业渠道解决，却被山上信吾演绎成了一场“荣誉保卫战”。 更令人讶异的是，这位驻澳大使不仅越界发声，还将“日本荣誉”置于两国“互利共赢的战略关系”之上，这种本末倒置的外交逻辑，暴露了某些日本政客的认知错位。 外交场上，大使代表国家形象，言行需恪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精神。 而山上信吾在社交媒体使用“宣战”等违逆《联合国宪章》的词汇，已然逾越了外交官的基本职业操守，这种将社交平台当作情绪宣泄场的做法，无疑是对专业外交的背离。 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回响，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外交官在《朴茨茅斯和约》谈判中虽立场强硬，却始终坚守外交底线。 反观今日，山上信吾的激烈言辞，不禁让人想起1938年日本对华发出的最后通牒，那种将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傲慢，至今仍是东亚记忆中的伤痕。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中曾剖析，战后日本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荣誉焦虑”的情结。 当经济优势不再、地区格局重塑，部分日本政客似乎陷入了战略迷失，试图通过强硬姿态找回逝去的荣光。 然而，这种情绪化的外交表演，恰恰暴露了其面对新时代的无所适从。 在东亚各国致力于深化合作的今天，山上信吾的言论犹如不合时宜的孤鸣，中日贸易额常年稳居3000亿美元规模，中国连续十五年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在RCEP框架下，两国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此时鼓吹对抗，无异于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山上信吾期待的“国际社会关注”确实到来了，只不过关注的目光中充满质疑。 《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一针见血：“这种好战言论与日本战后坚持的和平宪法精神完全相悖，”在东亚，各国更期待的是共建合作之网，而非重燃对抗之火。 山上信吾的“宣战”言论，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在时代变革中的集体焦虑。 这种将外交分歧情绪化、戏剧化的做法，本质上是对21世纪国际关系本质的误读。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核心是制度竞争、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话语权，那种动辄将“国家荣誉”挂在嘴边的做法，更像是19世纪强权政治的返祖现象。 日本若真心维护国家尊严，更应反思其在历史认识、核污染水处置等议题上的国际信任赤字，而非在外交辞令上逞一时之快。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外交正在经历一场身份认同的撕裂，一边是战后坚守的“和平国家”理念，一边是部分政客迷恋的强权话语，这种分裂让日本的外交政策时常出现令人费解的摇摆。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曾精准指出：日本在“全球化愿景”与“岛国心态”之间的徘徊，已成为其国家战略的最大桎梏。 回望历史长河，中日智慧的精华始终在于“和则两利”，从遣唐使汲取盛唐文明，到当代共建区域经济圈，两国关系的本质从来不是零和博弈。 今天，日本真正需要捍卫的不是虚幻的“荣誉”，而是作为和平国家的诚信、作为经济大国的理性、作为东亚邻邦的善意。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这个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荣耀能够建立在对抗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基础上。 日本外交是继续沉溺于战国迷思，还是在多极化世界中找到新的定位，这个选择不仅关乎日本的未来，更关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 历史已然证明，顺应时代潮流者蓬勃兴盛，逆时代潮流者则日渐衰败。此乃跨越时空、亘古未变之真理，犹如熠熠星辰，于历史长河中昭示着必然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