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茅盾站在家门口，犹豫了整整十分钟。 门里，是结发十年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门外，是身怀六甲、在旅馆等他“摊牌”的情人秦老师。 他这一路从东京回来，千头万绪都想好了。该怎么说服妻子，怎么哄住母亲，甚至连赔偿金数额都在心里打了腹稿。 可真正站到门口时，他却退缩了。 他不是不爱秦老师。恰恰相反，那是他这些年唯一感到“心灵震颤”的女人。 她是他早年讲课时台下的学生，热血又聪明。再见时，她独自在东京学医、读书、参与进步社团，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一口气能背完三段卢梭，还敢和人吵马克思的“异化劳动”。 她让茅盾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在泥泞中写字的男人，而是个有思想、有热血的战士。 相比之下，家里的孔太太就太沉默了。 十年前成婚那天，她一句话没说，只低头红着脸坐着。婚后三年，茅盾在上海写文章、编杂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老家学认字、种菜、烧饭，连句埋怨都没有。 她像根棉线，缠住了他的人生，却从不勒脖子。但也因此，他总觉得她没“存在感”。 东京那几年，他和秦老师租了个小屋，她白天看书，晚上陪他对稿、改文稿，还会在他稿费到账的日子做一桌子饭庆祝。 日子过得像蜜月，一直到她第一次怀孕。 “我们回国吧。”她说，“你跟她讲清楚，我们结婚。” 茅盾点头了。但他没说出口的是：他根本没想好。 他知道，妻子会崩溃，母亲更不会原谅。 稿费断了，是那年冬天的事。 他写给朋友的信石沉大海，账上只剩几块钱。秦老师开始吃最便宜的面粉，他则在夜里失眠，白天发呆，写不出一个字。 后来回国，他就一直在拖——拖见母亲，拖回家，拖“摊牌”。 直到那天傍晚，母亲坐在客厅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你要是敢提休妻，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茅盾愣住了。 母亲继续说：“你爹死得早，是你媳妇陪我熬过来的。她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可她这十年没缺过你一口饭、一个孩子。你现在要甩手走人，不是娶新，是丢脸。” 这番话像重锤一样砸下来。 茅盾走出屋时，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回旅馆，去了外滩坐了一夜。 第二天，他写了封信留给秦老师，说“对不起”，没写别的。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写更多。 那天之后，他再没见过她。 后来，他写了很多作品，得了很多奖，别人尊称他“先生”“文豪”。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最大的败笔，便是——他从未敢真正承担一段感情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