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乱了，新市长马姆达尼刚赢下选举，警察队伍立刻炸锅——有人当天递辞职信，有人收拾家当往南方跑，这背后可不只是“工作变动”的事。 一场选举结果让纽约陷入前所未有的警务震荡，社会主义候选人马姆达尼刚敲定市长当选资格，纽约市警察局就掀起了离职狂潮。 马姆达尼的当选本身就充满争议，作为民主党内脱颖而出的黑马，他的竞选之路始终伴随着对警务政策的激烈讨论。 早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中，马姆达尼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 “纽约市警察局是种族主义的、反同性恋的，是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 这些言论在当时就引发了警方内部的强烈不满，纽约市警察局侦探组织负责人斯科特・芒罗直言，马姆达尼的立场本质上是在“削弱警察局的力量”。 尽管在竞选后期，尤其是2025年7月纽约发生造成四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 马姆达尼紧急调整口径，强调自己不会削减警察经费，还称赞警方“承担着关键职责”，但这种迟来的转变并没有赢得基层警员的信任。 纽约警方的不满并非单纯源于政治人物的过往言论，更来自现实执法环境的持续恶化。 2024年地铁系统发生了11起谋杀案，创下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全市范围内的袭击案件也攀升至2006年以来的峰值。 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破窗理论”等警务改革摆脱“罪恶之城”标签的纽约，如今又面临着治安倒退的困境。 与此同时，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力从2020年起就持续流失，目前警员总数约3.3万人，较四年多前减少了3000人，还有研究显示多达四分之一的现任警察正在考虑辞职。 负责交通治安的警员人手短缺到无法保障地铁安全，基层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常常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 2018年至2022年间，纽约州推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虽然初衷是追求更公平的司法环境，却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漏洞。 保释改革大幅限制了审前拘留的适用范围，数据分析显示这一政策虽未显著提升整体犯罪率，却让惯犯的再犯风险增加。 青少年量刑法律的调整也带来了意外后果，16岁以下青少年的犯罪率出现急剧上升。 这些改革让一线警察感到执法权被不断限制，辛苦侦破的案件可能因程序问题无法顺利起诉。 甚至面临职业风险，这种“出力不讨好”的现状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马姆达尼当选后提出的政策主张，更是直接点燃了警方的离职导火索。 他计划成立独立于纽约市警察局的社区安全部门，停止与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的合作。 推动毒品持有合法化并设立监管吸毒场所，这些政策与警方长期以来的执法逻辑存在根本分歧。 纽约警队内部普遍认为，这些政策会进一步削弱执法权威，让本就严峻的治安形势雪上加霜。 更让警员们无法接受的是，在纽约亟需补充警力的当下，马姆达尼并不打算增加警察招聘名额，反而试图将警员的部分职责转向社会服务领域。 这种“让甘地式的社会工作者来执法”的理念，被共和党候选人柯蒂斯・斯利瓦批评为“不切实际”。 近年来美国多个城市都面临着犯罪率上升与警力短缺的双重挑战，背后是政策制定者与执法者之间的认知鸿沟。 马姆达尼的支持者认为，现有警务系统存在的偏见与滥用权力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社区安全不能仅依赖传统执法模式。 但警方则认为，在犯罪率高企的背景下，首要任务是保障执法力度与自身安全，政策改革应当基于现实治安状况，而非意识形态的推动。 马姆达尼在选举期间曾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在2025年7月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他从乌干达度假紧急返回纽约。 前往遇难警官阿兰德・埃蒂安的家中慰问其家属，还公开支持州长凯西・霍楚尔提出的全国枪支改革呼吁。 但这些举动未能抵消基层警员的疑虑，毕竟他过往的反警言论与竞选政策中的核心主张始终存在连贯性。 警方的离职选择，本质上是对未来执法环境的消极预判，他们不愿在一个可能限制自身执法权限、忽视警员安全保障的政策框架下工作。 南方各州相对宽松的执法环境与更受重视的警务地位，成为纽约警员的出逃目的地。 这些州普遍对警方采取更支持的态度，执法权限较少受到限制，薪资待遇与职业保障也更具吸引力。 对于普通纽约市民而言，他们夹在犯罪威胁与警力不足之间。 既担心自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又对警务改革的必要性有着不同看法。 马姆达尼的当选与纽约警队的离职潮，共同构成了观察美国城市治理困境的一个窗口。 不同群体对“安全”与“正义”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政策制定如何平衡各方诉求。 如何在改革警务系统与保障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摆在马姆达尼政府面前的第一道难题。这场没有硝烟的“警务危机”，才刚刚拉开序幕。 信息：纽约迎来新市长：90后、印度裔、穆斯林、民主社会主义者、特朗普的“噩梦” 2025-11-05 17:47·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