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稞是裸口感最差的粮食，没有之一。上世纪70年代，西藏地区曾尝试推广小麦种植，很多牧民第一次吃小麦，结果纷纷嫌弃，味道根本没法和青稞相比，于是，就起了流言：青稞是藏族吃的，小麦是汉族吃的，藏族人吃了就会没力气，就连藏族的牛都要吃青稞杆的。 在西藏，有一种粮食曾被奉为“生命之粮”，又被嫌弃到“难以下咽”。 有一种外来作物，曾被拒之门外，如今却成了餐桌常客。 它便是青稞与小麦！ 在西藏种小麦，早不是新鲜事。 《旧唐书》里就有吐蕃种小麦的记载，可直到1971年，西藏才真正大规模推广冬小麦。 不为别的，就为“吃饱”。 那时的西藏，粮食缺口大得很。 1959年民主改革时，全区粮食产量才2.9亿斤，人均口粮不足150公斤。 为了让老百姓吃饱，中央派科考队从内地引了高产小麦品种，试种成功后，1971年正式启动推广。 到1978年，小麦种植面积占到总耕地的近三成，粮食产量翻了近一倍，西藏首次实现口粮自给。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问题”就来了。 小麦不好吃，还不好做。 西藏的小麦，因高海拔、低积温，蛋白质含量低、面筋差，蒸馒头是“死面疙瘩”，煮面条是“散架的面条”。 更要命的是燃料。 西藏缺木柴，农民全靠牛粪烧火，牛粪火力小、温度低，青稞籽粒易熟，小麦却半生不熟。 想做面条、包子，得用柴禾，可那时山上的草根都被挖来当燃料，挖得漫山遍沙。 “那时候吃小麦，跟受罚似的。” 1975年队里全种小麦，青稞只剩坡上一点，“小麦糌粑没青稞的香，煮面条像吃面糊糊，大人小孩都喊‘吃不下’。” 更邪乎的是，流言越传越邪乎：“小麦吃了腰疼”“小麦没力气”。 其实哪是小麦的问题？ 是海拔、燃料、配料的限制，把小麦的“缺点”放大了。 连汉族干部都受不了。 “我们吃小麦长大的，可西藏的面粉做不出内地的馒头。” 不少汉人都说：“那时候想吃青稞，得拿鸡蛋跟老乡换，哪有现在方便？” 于是，1977年起，西藏农民开始“抗命”。 明明种了小麦，却偷偷在坡上种青稞。 有的公社甚至把小麦苗拔了，改种青稞。 政策推得越急，抵制得也就越厉害。 1980年，中央考察团赴藏，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想吃青稞没青稞”。 胡耀邦当场拍板：“群众愿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干涉！” 随后，西藏调整政策，压缩小麦种植，扩大青稞面积，还把青稞收购价涨到跟小麦持平。 可谁都没想到，1985年土地分到户后，农民又主动种回小麦。 原因很实在，要吃饱，更要吃好。 首先，人口涨得太快。 1980年西藏人口189万，1990年涨到221万，粮食需求翻了倍。 青稞亩产只有小麦的三分之二，种青稞不够吃，种小麦才能填饱肚子。 其次，畜牧业需要小麦。 藏族是“农牧结合”的生计模式，农区畜牧业靠种植业提供饲料。 青稞秸秆产量低，小麦秸秆多，种小麦能多养牛羊，换肉换酥油。 更关键的是，商品经济活了。 农民不用自己种青稞，能去市场上换。 到1995年，西藏小麦种植面积回到1980年的水平。 农民嘴里的“没力气粮”，成了“能换肉的粮”。 并不是小麦变了，而是生活的需求变了。 如今的西藏，小麦早已嵌入日常饮食。 拉萨的藏面馆飘着骨汤香，日喀则的家庭做着青稞小麦混合的包子，山南的农民用小麦换青稞做糌粑。 小麦是“日常”，青稞是“仪式”。 小麦能“上位”，不是因为青稞不好，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 燃料变了，煤气罐、沼气普及，能煮熟小麦。 配料足了，鸡蛋、油、糖、肉，能把小麦做成多样的美食。 更多的是观念变了，年轻人不觉得“吃小麦不是藏族”，反而觉得“能吃小麦是日子好的象征”。 而青稞，也没“消失”，它成了文化符号和高端食材。 藏历新年，家家户户摆青稞苗祈求丰收。 望果节，人们围着田地转圈，青稞的香味混着祈祷声。 而青稞的营养，也正在逐渐被挖掘。 β葡聚糖含量高，能降血压，做成饼干、爆米花、青稞酒，销往内地。 高原的“纯净”标签，让青稞成了“网红食材”。 虫草、松茸能火，青稞为什么不能？ 有人问：“小麦取代青稞，是不是丢了藏族文化？” 答案恰恰相反。 藏族文化没丢，反而活了。 青稞还是那个青稞，只是从“主食”变成了“文化载体”。 小麦还是那个小麦，只是从“外来粮”变成了“日常粮”。 农民的选择，从来不是“抛弃传统”，而是“选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就像庄巧生院士说的：“有机体遇到新环境，会适应，会进化。” 西藏的小麦和青稞，也是这样。 小麦适应了高原的烹饪条件，青稞适应了全球的市场需求，藏族农民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 这就是西藏的故事。 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兼容并蓄的智慧。 主要信源：（观察者网——强舸：小麦怎样走上藏族餐桌——西藏现代化与藏族饮食文化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