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5日，延安城以西的劳山大道上发生了一起激烈的战斗，近200名的土匪向3辆路过的卡车来回扫射。见目标人物倒下，土匪们冲下山来检查那人的口袋，看到“周恩来”三个字后，几人又用长枪狠狠的刺了20多刀，之后才收手离去。 1937年4月。那时候，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算是初步搭起来了。但怎么“统一”？红军怎么改编？这一大堆事儿，还得跟南京的老蒋当面谈。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去。这趟差，重要性不言而喻。 4月25日一早，延安城外，三辆卡车准备就绪。一行25人，包括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还有一支精干的警卫排。 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按理说，周恩来是最高首长，该坐最安全的位置。可他当天，穿了一身普通军装，直接坐进了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挨着司机。 而第二辆卡车的车厢里，坐着他的警卫参谋长，陈友才。陈友才那天，反倒打扮得“像个大人物”——头戴礼帽，身穿呢子制服，像个高级干部。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这就是警卫工作的细节了。陈友才常年跟着周恩来，两人身形颇为相似。不熟的人，经常把他认错。这在当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障眼法”，一种安全预案。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预案”，在几小时后，成了陈友才的“催命符”。 车队出发，过了三十里铺，就进入了劳山地界。这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一条道，树林茂密。说白了，就是个天然的伏击场。 上午9点多，车队刚驶入劳山峡谷。突然间，“砰！” 一声枪响。 紧接着，两侧山头上，枪声大作，子弹像冰雹一样砸过来。司机老李当场中弹牺牲。周恩来久经战阵，反应极快，一脚踹开车门，翻身下车，靠着车身指挥还击。 “快！下车！散开还击！” 但对方火力太猛了。土匪们显然是早有准备，他们居高临下，用机枪疯狂扫射。 土匪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死死盯住第二辆卡车。 为什么？因为陈友才在那里。他那身“大人物”的打扮，在车厢里指挥战斗的镇定模样，让土匪们死死认定：“那个戴礼帽的，就是周恩来！” 几乎所有的重火力，都招呼到了陈友才身上。 陈友才很快就腿部中弹，倒在车厢里。他瞬间就明白了，敌人把他当成了周副主席。他没有慌，而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看到周恩来、张云逸正在第一辆车后组织突围。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朝着周恩来的方向大喊：“恩来，我掩护你，你快走！” 说完，他强撑着身体，一边指挥剩下的警卫员朝火力点反击，一边故意暴露自己，吸引土匪的注意力。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趁着这个用生命换来的空当，带着几个警卫员冲向了西边的树林。 山上的土匪眼看“目标人物”中弹倒下了，欢呼雀跃。又过了一会儿，枪声渐稀，陈友才和他身边的十几个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 土匪们冲下山来。领头的土匪径直走到陈友才身边，在他口袋里一搜，翻出了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周恩来”三个字。 “没错了！就是他！” 土匪们以为立了大功。他们还不解气，又举起长枪，对着陈友才的遗体，狠狠刺了二十多刀。那条周恩来送给陈友才的毛毯，全被鲜血浸透了。 另一边，周恩来一行人拼死冲出包围圈，翻过了几个山头。劳山的枪声惊动了三十里铺的联络站，消息传回延安，主席震怒，立刻派警卫团长黄霖带人骑马飞奔救援。 黄霖在半路遇到了周恩来。当周恩来再回到劳山时，看到的是战友冰冷的尸体。 他抱着那条满是刀痕和血污的毯子，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我死的，永远不能忘记他！” 这事儿还没完。主席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临时改的行程，土匪怎么知道得这么准？” 在延安的地盘上，近200土匪搞伏击，还专打周恩来？这背后绝对有内鬼。 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当时西北保卫局的谢滋群。他一查，发现这股土匪是李青伍和姬延寿带头的，他们跟国民党甘泉县党部有勾结。但他们怎么知道周恩来的行程？ 谢滋群派人化装侦查，顺藤摸瓜，最后，揪出了一个藏在延安内部的奸细——冯长斗。 冯长斗是延安停车场的一个看守。他被李青伍收买了。他看到有大卡车日夜有人守着，又打听到是要去南京谈判的大人物，立刻就把消息传了出去。 李青伍一合计，这要是把周恩来干掉了，那可是给国民党立了大功，金银财宝少不了。于是，他骗姬延寿说有大批货物路过，纠集了近200人，设下了这个死亡陷阱。 他们千算万算，没算到周恩来会坐在驾驶室，更没算到，陈友才会“变成”周恩来。 这起刺杀案，最终以李青伍、姬延寿、冯长斗等首恶被公审处决告终。 但对周恩来来说，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意难平”。 1973年6月，周总理病重期间，陪同外宾重回延安。行程非常紧张，但他提出了一个私人要求：要去给陈友才烈士扫墓。 他对延安地委的同志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 可惜的是，当年陈友才等11位烈士的墓，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战火摧毁了。周总理得知后，站在宝塔山下，沉默良久，眼含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