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1949年的台湾，就像一个被特务机构织满密网的牢笼，空气中都弥漫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气息。 此时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身份潜伏的陈宝仓，早已看透了这层看似稳固的表象下隐藏的致命危机。 作为一名从保定军校走出来、历经抗日烽火洗礼的老兵，他见证过军阀混战的混乱，也亲历过正面战场的惨烈，更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坚定了革命信念，这样的人生阅历让他对危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嗅觉。 他很清楚，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必然会展开疯狂的内部清洗，而自己这个曾暗中支持中共抗战、与胡志明等革命者深度合作的“异类”，迟早会被特务们盯上。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的开端，据后来台湾“监察院”统计，整个戒严时期因政治案件被处决的人数高达3000至4000人，这一数字甚至得到了持激进立场的前“立委”谢聪敏的认可。 更触目惊心的是，1949年前后中共派出的1500多名赴台干部中，有1100多名被捕牺牲，存活率还不到三成。 特务机构的监控手段更是无孔不入，他们不仅在政府、军队、学校等单位设立“安全室”（后改名“人二室”），甚至对旅社、浴室的服务生都进行专门的防谍训练，鼓励全民告密。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句无心的言论、一封可疑的信件，甚至只是与“问题人物”有过短暂接触，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陈宝仓深知，自己的潜伏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旦身份暴露，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家人也必将受到牵连。 将家人送往香港，是陈宝仓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稳妥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香港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地区，成为了连接大陆、台湾的特殊中转地，相对宽松的环境让它成为了不少革命者家属的避难所。 同样是1949年后，戴笠的儿媳郑锡英为了躲避追捕，也是在特务的协助下先逃到香港，再转往台湾。 陈宝仓选择香港，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网络，能够为家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另一方面也考虑到香港的地理位置，既便于与大陆保持联系，也能在局势变化时及时转移。 他或许早就想到，自己一旦出事，香港的家人至少能远离台湾的政治迫害，保住陈家的血脉，反观留在台湾的决定，更能体现陈宝仓的革命担当。 当时他所在的“吴石情报组”正处于关键的情报搜集阶段，作为组内核心成员，他利用中将高参的职务便利，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的核心军事机密。 他们搜集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军基地部署情况》等情报，后来在新中国的剿匪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此时他选择与家人一同撤离，不仅之前的潜伏工作将前功尽弃，还可能导致整个情报网络的瘫痪。 要知道，当时组建这样一个深入国民党军事高层的情报小组极为困难，吴石作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来之不易，陈宝仓的配合更是不可或缺，他的坚守本质上是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 其实在当时的潜伏人员中，类似陈宝仓这样的抉择并不少见，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在开展地下工作时，就按照组织要求切断了家族亲情，将孩子送人抚养。 这些革命者都明白，潜伏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在家庭和信仰之间做出取舍，陈宝仓将妻子和4个孩子送走，看似是“无情”的分离，实则是最深情的保护。 他心里清楚，自己从事的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工作，与其让家人留在身边担惊受怕，不如送他们到安全地带，哪怕从此天各一方，至少能换来家人的平安。 不过话说回来，陈宝仓的这个决定也暗藏着一丝无奈，作为一名父亲和丈夫，他何尝不想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从他后来留下的遗言中能看出，他对家人的思念从未停止。 但在国家统一和家庭团聚的天平上，他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取舍背后，是老一辈革命者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也是他们对家国大义的深刻理解。 或许在他将家人送上前往香港的船时，就已经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1950年，由于蔡孝乾叛变，“吴石情报组”暴露，陈宝仓因手写情报被特务查获而被捕，即便遭受酷刑也拒不认罪，最终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50岁。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家人在香港得以保全，后来他的骨灰也由女儿的同学冒险从台湾偷渡到香港，再辗转运回北京，最终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如果当初没有将家人送走，恐怕陈家也会像许多遇难的革命家庭一样，遭遇灭顶之灾，陈宝仓的这个决策，既体现了革命者的远见卓识，也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温情。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无数像陈宝仓这样的革命者，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用自己的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铺平道路。 他们的抉择看似平凡，却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