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土气，但晚上却仍然跟她行“夫妻”之事，张幼仪晚年也曾回忆说：

虽然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土气，但晚上却仍然跟她行“夫妻”之事，张幼仪晚年也曾回忆说：大婚当天，我们就圆房了，在英国时，虽然他白天不同我讲一句话，但晚上他仍然和我行夫妻之事……… 1915年，15岁的张幼仪被家里安排与徐志摩定亲，次年成婚。 她出身于江苏宝山的富商之家，家族背景殷实，但教育程度不高，连小学都没完整念完。 婚前，她只见过徐志摩一次，而那一次，徐志摩就私下在朋友面前说她“像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他嫌她不会讲英文，嫌她穿得老气，甚至嫌她吃饭时的动作不优雅，仿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羞辱。 婚后，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善，他整日躲在书房看书、写诗，或是外出聚会，与朋友谈理想、谈自由，却几乎不与张幼仪交谈。 张幼仪曾说，他们白天说不上三句话，但到了夜里，他却会照样上床，完事之后翻身背对她睡觉。 她从未敢问为什么，甚至以为这是做妻子的义务，是应该的，她也曾尝试改变自己，努力学英文、学穿衣打扮，但在他眼里，她始终是那个“配不上他”的人。 1920年，徐志摩带张幼仪赴英国留学，名义上是“进步”，实则是进一步的冷暴力。 他在剑桥读书，张幼仪不会讲英语，每天独自待在宿舍，连出门买菜都成问题，她曾炖了一锅汤等他回来，他却甩下一句“我不吃这些东西”，连筷子都没动就走了。 她忍着委屈、孤独，却仍然在夜晚被他当作“妻子”对待。 她曾回忆说：“白天不同我讲一句话，但晚上仍然和我行夫妻之事。”那不是亲密，而是一种剥夺。 1921年，她怀了第二个孩子。 徐志摩明确表示不愿意再要孩子，逼她打胎。张幼仪不愿意，徐志摩干脆搬出住所，留下她一个人。 在德国生下孩子后，他寄来一封信：“必欲离者，虽死不辞。” 这封信后来成为他们离婚的正式文书，送达的是张幼仪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的破碎。 1922年，两人正式离婚，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极为罕见，特别是女性主动签字同意离婚，更是少见。 而她这样做，不是因为她不爱了，而是她终于明白，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只会让你越来越卑微。 “我那时才知道，女人不能靠男人，得靠自己。” 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不是口号，而是血泪。 离婚后的张幼仪并没有崩溃，她在德国学习幼儿教育，学德语，读书，接触新的教育理念。 1926年，她带着孩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后来还帮哥哥张君劢打理银行事务，并创办了“云裳时装公司”，成为上海滩最早的女企业家之一。 她从那个“土气的妻子”，变成了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而徐志摩呢？他在离婚后不久就和陆小曼相恋，后来结婚，但婚姻并不幸福，陆小曼嗜烟嗜赌，生活不规律，徐志摩既爱她又被她拖累。 1931年，36岁的他在飞往北平的飞机上失事身亡，结束了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 张幼仪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与徐志摩的婚姻，没有怨恨，只有清醒。 “他是个诗人，不适合过日子。” 这句评价，既客观又残酷，徐志摩在诗里写“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但他在婚姻中从未轻轻离开，而是狠狠地伤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和尊严。 很多人把张幼仪和陆小曼、林徽因放在一起比较，说她没有文化、不时髦、不懂浪漫。 但如果把目光从诗意的滤镜下移开，就会看到真正的张幼仪——那个从被嘲笑、被忽视、被抛弃，到最后依靠自己站起来的女人。 她不是“土气”，她只是没有被赋予机会去展示自己，而一旦她掌握了话语权，她就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大树，而不是被风一吹就散的云烟。 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冷淡，而是被当作“工具”对待，徐志摩嘴上说不爱，却仍然“行夫妻之事”，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控制。 他不是不理解自由恋爱，只是他从未真正尊重过一个女性，他爱林徽因，是因为她能与他谈诗谈梦；他爱陆小曼，是因为她能陪他叛逆放纵；而张幼仪——她只是被安排进他人生的一段“过渡”。 但也正是这个“过渡”，成长为了风雨中站立的女性楷模。张幼仪没有诗人的浪漫，却有实干者的清醒；没有豪门太太的光环，却有自我觉醒的勇气。 她后来在上海滩的地位，靠的不是徐家的名头，而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事业。 张幼仪，用一生走出了一条不依附、不讨好、不回头的路，她的晚年，平静、优雅，不再谈爱情，也不再提徐志摩。她不需要诗，她自己就是一首活成的诗。 那种从裂缝中长出来的坚韧，是任何纸上谈兵的浪漫都无法比拟的。 张幼仪的故事，不只是过去的故事，它是提醒，是启示，是力量，真正的自由，不是别人给你选择，而是你有能力拒绝被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