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偏“柔”偏“软”。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的思想也曾战斗力爆棚。而胡适这方面的特点，正是最让李敖着迷与向往的地方。李敖在五十年代末为胡适辩护时，曾专引胡适当年对国民党的批评言论，言辞激烈。胡适这样写道，“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现在国民党高唱‘思想统一’，这岂不是又回到专制时代‘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思想吗？”由此看来，胡适的自由主义，也曾饱含着飞扬跋扈青春的张扬的。 针对五十年代末有人别有用心认为胡适的批评“太温和”、“不够彻底”，李敖为其辩护，认为胡适是在“戴着枷锁的跳舞”,而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李敖写道：“胡适的自由主义，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清谈，而是‘努力’于‘一点一滴的改良’。他的战斗方式，不是暴烈的、摧毁式的，而是说理的、持续的、‘不苟且’的……他站在体制内，却做着批判体制的事；他拥有清望和地位，却把这些资源用来为自由和民主发声。这种‘戴着枷锁的跳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由此可见，李敖确实是胡适真正的知己。 胡适的晚年，尤为信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在向着自由主义这种隐忍路径发展。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胡适对官方再无当年的凌厉张扬之气，变得欲言还止甚至退缩。而这让激进的李敖甚为不满，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 “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他一改此前对胡适的赞扬，说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 ”李敖的一个特点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喜欢“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