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一女子与三个男性朋友酒后，与其中一人发生关系，结果猝死。女子丈夫要求3人赔偿，3人理亏，赔偿9万，并签下11万欠条。可一年后，欠款迟迟未付，女子丈夫将三人告上法庭——却没想到，法院的判决完全出乎预料。 2023年12月22日，林某与丈夫赵某因工作分居两地。这天，她与老朋友李某约饭，又拉上两位熟人祁某和张某。席间气氛热烈，四人共饮两斤多白酒。饭后，张某先行离开，剩下三人又一同去了林某的出租屋。 进入屋内，李某与祁某继续饮酒，林某只喝了少量。夜深后，祁某离开，只剩李某和林某二人。酒意上头，两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午夜，李某喝水后在沙发上睡去。 凌晨六点多，李某醒来时，林某已经没了呼吸。 他慌乱地摸了摸她的额头，冰凉无比。他立即用林某的手机联系到她的丈夫赵某。赵某赶到后报了警。 法医鉴定的结论让人唏嘘——林某生前患有脑血管病，那晚饮酒过量，再加上酒后性行为诱发脑出血，最终抢救不及身亡。警方调查后认为，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建议双方协商赔偿。 在派出所调解下，李某承认有疏忽，当场拿出5万元现金并写下5万元欠条。祁某写下3万元欠条并先行支付2万元，张某也出于同情，塞给赵某2万元并签下补偿协议。三人合计赔付9万元，并承诺余下的11万元稍后补齐。 然而，时间一晃过去大半年，赵某始终未收到那11万元，于是携子女将三人告上法院，要求偿还欠款及利息。 但法院的判决，却让赵某无法接受。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虽然有欠条存在，但欠条背后的性质并非单纯的债务关系，而是源自侵权调解协议。法院查明：林某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与饮酒行为共同导致的，李某虽有过错，但祁某和张某未参与劝酒或侵权行为，他们的“赔钱”只是出于同情。 法院最终认定：李某在饮酒及事后未尽到救助义务，对林某死亡负次要责任。林某明知自己患病仍大量饮酒并发生性行为，对死亡结果负主要责任。祁某、张某未存在违法行为，不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仅需再赔偿2万元，其此前支付的5万元视为补偿款；赵某要求的11万元欠款及利息，不予支持。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它同时涉及了侵权责任与民事债务两种法律关系的交叉。许多人看到“签了欠条”，就认为应当偿还，但法律上，“欠条”的性质要结合形成原因来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作为同饮者，酒后与林某发生关系，且事后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没有及时发现并救助林某，其行为构成疏忽过失。但《民法典第1173条》又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或扩大的结果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林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身体患病仍参与大量饮酒并与人发生性行为，其自身过错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典型的过失相抵原则。 从法院角度看，李某并非完全无辜，但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并不直接。喝酒不是他强迫的，性行为虽存在不当，但缺乏强迫证据。法院在裁量时，更多考虑了注意义务缺失而非故意侵权。因此只判追加2万元赔偿。 反观祁某与张某，他们既未劝酒，也未在事发时在场，对林某死亡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他们支付的钱属于自愿补偿，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债务。《民法典》第566条明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换句话说，他们签下的“欠条”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 赵某的起诉方向错误，他将一场侵权纠纷误当成了债务诉讼。法院当然不能支持一个缺乏法律依据的还款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还引发了一个社会层面的警示：饮酒聚会不是免责区，朋友关系也不是法律屏障。 首先，从劝酒责任角度来看。若有人明知他人身体不适仍强行劝酒，或未尽照顾义务，导致严重后果的，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类似案例中，已有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195条》判决劝酒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其次，针对李某的行为——酒后与醉酒女子发生性关系，若存在违背女子真实意愿或其醉酒无意识状态下发生行为，可能构成刑法第236条的强奸罪。但在本案中，因警方调查未能查出强迫或胁迫证据，未立刑案。 此外，从公共道德角度看，即使不触法，酒后与他人发生关系的风险极高——不仅涉及健康，更可能引发法律与伦理纠纷。本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最后，从家庭层面看，林某的丈夫赵某虽失去了妻子，但选择走法律途径维权是理性的。然而法律追求的是事实与责任，而非情感安慰。法院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虽冷，但并非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