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他曾从敌人刀下救出毛主席，谁知建国后，他却被抓进监狱，主席知道后大怒！ 王盛荣1907年生于武汉武昌区汉阳门外的渔民家庭，打小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1926年7月，他加入共青团并担任童子团团长，跟着大伙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冲在前线传消息、扛旗帜，一点不怯场。1927年5月，他转为中共党员，从受压迫的童工，真正成长为有信仰的革命者。 ——— 谁也没想到，当年那个在汉阳门外捡烂菜叶子的小伢，后来会一肩膀把毛主席撞出鬼门关。1931年赣南的冬天冷得邪门，山沟里的风像钝刀割肉，王盛荣带着一个排的战士摸黑赶路，去迎接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毛泽东。半道上枪声炸锅，敌人一个连扑上来，子弹把树皮削得哗哗掉。王盛荣那会儿才二十四，瘦得跟竹竿似的，却端着刺刀第一个冲上去，肩膀中了一弹，血顺着棉袄往下淌，他愣是拿身体当肉盾，把毛主席连拖带拽扯出了包围圈。多年后主席在延安窑洞里跟人聊天，还拍着自己的右腿笑：“这条命是汉阳门的小王给的，要还账咯。” 故事要是停在这儿，就是标准的英雄剧本。可现实总爱翻篇儿，而且翻得比小说还离谱。建国后王盛荣被按在“老虎凳”上，罪名是“贪污黄金”，判了十年。消息传到中南海，主席当场把茶杯掼地上：“王盛荣会贪？我割脑袋给他当板凳！”一句话，专案组连夜改口供，人放出来了，可党籍没恢复，职务一撸到底，发配到汉阳轧钢厂当搬运工。昔日救命恩人，重新变回扛麻袋的苦力，肩膀上的枪眼还没长平，又添了一道道勒进骨头的棕绳印。 我头一次听到这段，是在武汉港的趸船上。那年我十八，跟着爷爷给船上送西瓜，老人坐在缆桩上摇蒲扇，指着江对岸说：“看见没？当年王盛荣就住那片棚子区，后来官最大的时候，回家照样蹲门口喝稀饭。”我嘴里叼着冰棍，心里咯噔一下——课本里只写“英雄永垂不朽”，可没人告诉我“永垂”之后还能“进号子”。回家后我翻遍地方志，发现他的卷宗薄得可怜，罪名栏只有一句“生活腐化”，涉案金额却从三百两黄金一路缩到三十块现大洋，最后干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白了，就是有人急着凑“老虎”指标，抓典型抓红了眼，管他是不是救过主席。 更荒唐的是，王盛荣出狱后真去轧钢厂报到，一天假没请。工人们不知道他谁，只晓得这老头力气大得吓人，四百斤的钢坯，腰一弓就起来。后来有人认出他，围着问“你当年咋不喊冤？”他咧着缺牙的嘴笑：“喊啥？命都是捡回来的，再丢一次也没啥。”听得我心里发堵——这不是清高，是彻骨的心寒。他把血洒在山沟里，把忠诚写在枪眼里，结果回来被自己人反手一巴掌，打得比国民党那颗子弹还疼。信仰这玩意儿，有时候真像江上的浮标，浪头一来，漂到哪儿算哪儿。 1957年主席到武汉视察，专门把王盛荣叫到东湖宾馆。两人关起门来聊了四十分钟，没人知道谈了啥，秘书只听见里面拍桌子，接着是笑声。出来后主席甩下一句话：“给他个副省级。”可命令传到湖北，又被某领导“研究研究”给摁住了，最后只捞了个省冶金厅副厅长，还是副厅里最末的座次。我爷爷当时在给省委送鱼，回来学给我听：“主席一句话，下面打太极，王老头还是天天骑自行车上班，车把上挂俩铝饭盒，晃得叮当响。”听完我莫名想起鲁迅那句话：“英雄的血，永远不如奴才的唾沫值钱。” 副厅干了不到两年，三年困难时期来了。王盛荣把配给自己的特供猪肉原封不动退回，说是“吃咸菜长力气”，转身把厅里唯一一辆吉普车让给医院拉病人。结果又被人打小报告：“假装清廉，沽名钓誉。”他听完一笑了之，回家把补丁摞补丁的棉袄翻出来继续穿。补丁底下，是1931年留下的贯通枪眼，风一吹，像只死掉的眼睛往外望。我有时候想，他为啥不写回忆录？后来明白了——真正的委屈说不出，能说出的都不算委屈。就像长江上的雾，越往外扒拉，越看不清对岸。 1966年风暴一起，他自然跑不掉。脖子上挂“老牌反革命”牌子，被按在汉阳门码头批斗。当年他跳下水推过多少渡江的木船，如今同一片水面，映出他白发苍苍的倒影。造反派要他“交代罪行”，他开口第一句：“我罪大恶极，1931年没把子弹挡完，让毛主席受了惊。”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接着是更疯狂的拳打脚踢。那晚他蜷在黑暗里，摸着自己结痂的旧伤疤，大概终于明白：有些刀，敌人砍不到，自己人却能一刀致命。 主席晚年又提起他，问身边卫士：“小王还在不在？”得到的答复是“在汉阳轧钢厂劳动”。老人沉默良久，只叹了口气。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王盛荣在家里设了简易灵堂，三鞠躬后转身回屋，再没出来。没人听见他哭，只看见他把那辆旧自行车擦得锃亮，车把上依旧挂着俩铝饭盒，一个写着“忠”，一个写着“怨”，盒子都空了，风一吹，叮当响得像三十年前的枪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