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来到南泥湾，采访报道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到了饭点时，他发现一名战士吃得很香，还以为是在吃什么美食，于是便凑过去看了一会儿。 说起哈里森·福尔曼这个人，得从他的早年说起。他1904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那地方工业发达，移民多，他爸妈就是从俄罗斯过来的。福尔曼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进了莱顿艺术学校学美术，后来又去威斯康星大学深造，顺带摸索摄影这门手艺。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扛着相机跑去亚洲闯荡了。1930年代初，他先到上海落脚，那时候中国正乱成一锅粥，日本侵略在即，他给《纽约时报》和《国家地理》杂志拍了不少照片，记录街头抗议和老百姓的日子。那些年他不光在城里转悠，还去乡村拍，亲眼看到农民的苦日子和他们的韧劲。 二战打响后，福尔曼的活儿更忙了。他不光是记者，还当过飞行员，参与过一些空中行动，但相机和笔记本从来没离身。1943年底，他是第一个正式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去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这事儿在当时挺大胆的，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那边管得严，记者团得层层审批。结果1944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共21人，包括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和路透社的同行，从重庆出发，穿越战线，颠簸了好几天才到陕甘宁边区。这趟行程是国民党宣传部批准的，目的是让外国媒体看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缓解国共摩擦。 福尔曼他们团6月初就到了南泥湾，那地方是八路军搞大生产运动的典型代表。南泥湾以前是荒滩野岭，蚊虫多，地薄，八路军来了之后开荒种地，修水渠，建营房，硬是把一片荒地变成粮仓。福尔曼作为摄影师和记者，主要任务是采访八路军的真实情况。他跟着战士们转了好几天，了解他们怎么从零起步搞生产。八路军那时候物资短缺，武器弹药靠缴获，粮食也得自力更生。福尔曼拍了很多照片，记录战士们开垦土地的过程，还采访了边区领导和普通士兵。南泥湾的参观是记者团行程的重要一站，因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精神，不靠后方补给，就能维持抗日。 在南泥湾的那些天，福尔曼接触到不少八路军战士，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纪律严明，干活儿卖力。福尔曼的报道后来证明，八路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种“土匪”，而是真正抗日的主力。他们在敌后游击，破坏日军补给线，还组织民众参军支前。福尔曼特别注意到，南泥湾的生产运动不光是为吃饭，还带政治意义，战士们通过劳动增强了集体意识，相信抗战能赢。记者团在南泥湾待了几天，福尔曼拍的照片后来成了珍贵资料，展示八路军如何在恶劣条件下坚持战斗。 说到那顿饭的事儿，就发生在南泥湾采访期间。饭点到了，福尔曼正忙着整理笔记，抬头一看，一个八路军战士吃得特别带劲儿，嘴巴嚼得有滋有味的，他还以为那是啥山珍海味呢，就走过去瞧了瞧。结果一看，碗里就几块红薯拌米饭，汤水清汤寡水，没一点油星子。战士们平时就吃这个，粗粮为主，偶尔加点野菜。福尔曼后来在日记和报道里提到，这顿饭虽简单，但战士们一个个吃得满足，因为这些粮食多半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八路军在南泥湾推行生产自救，战士下地干活，收获的红薯和小米直接上桌，这种自食其力让每口饭都吃得踏实。福尔曼观察到，战士们不挑食，劳动一天后，围坐着扒拉碗里的东西，脸上还带着笑。这事儿让他印象深，觉得共产党军队的乐观不是装的，而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 福尔曼的这次观察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八路军的生活实况。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后期，日军在太平洋节节败退，但中国战场还胶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消耗大，后勤跟不上，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靠生产维持。南泥湾模式后来推广到其他地方，像晋绥边区，福尔曼后来也去那儿采访过。八路军战士的伙食标准低，一天两顿稀饭加咸菜，但他们通过开荒解决了温饱问题。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这本书里详细写了这些，他说共产党人创造了个奇迹，在资源匮乏的地方建起稳定后方。书里还有照片，战士们扛锄头下地，修渠引水，体现集体劳动的效率。 离开南泥湾后，记者团6月9日到了延安，福尔曼在那儿待了更长时间。他单独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还去了工厂、学校和窑洞区。延安的日子朴素，领导人住窑洞，吃小米粥，福尔曼拍了很多黑白照片，记录八路军训练和民众生活。整个行程下来，他对共产党有了新认识，以前在上海他见过国民党腐败的一面，现在看到八路军纪律严、官兵平等，觉得这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福尔曼的报道发回美国，帮西方媒体纠正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那时候美国正考虑对华援助，福尔曼的文章影响了舆论，推动了迪克西使团的成立，那是个美军观察组，去延安了解情况。 福尔曼的南泥湾经历不光是个人观察，还连着国际格局。二战中，美英苏中是盟国，但国共内耗让援助分配成问题。国民党蒋介石控制重庆，宣传共产党是“叛军”，外国记者难进延安。福尔曼冲破阻碍去采访，等于打破了信息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