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北洋水师先在甲午海战中折损“致远”“经远”等5艘主力舰，元气大伤。随后日军海陆夹击，1895年1月攻陷威海卫南岸、北岸炮台，将剩余的“定远”“镇远”“靖远”等舰困在刘公岛港湾。 港口被日军舰艇封锁，陆地炮台又被日军控制，北洋舰队外无援军，内缺弹药，败局早已注定。 舰队残部人心涣散。有人私下议论投降，有人甚至开始偷偷转移个人物品。道台牛昶炳当时负责刘公岛的民政与水师后勤，他找到镇远舰继任舰长杨永林。 镇远舰是北洋舰队仅剩的两艘铁甲舰之一，杨永林虽刚接手，但在水兵中有些威望。 道台牛昶炳劝他，以舰队代表身份去跟日军谈判，能保住剩下人的性命。 杨永林当场拒绝。他从军多年，亲历北洋舰队成军后的数次远航，始终以水师尊严为重。他把牛昶炳等人骂走，说北洋水师就算打光了，也不能丢大清的脸。 拒绝投降后，杨永林选择了殉国。他在船舱里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随后拿起长枪，枪口对准咽喉，用脚趾扣动扳机。 这一枪，成了北洋水师的最后一枪，也是这支舰队最后的抗争。 同一晚，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收到山东巡抚李秉衡，从烟台发来的密电。 电文明确说，援军多次被日军截击，无法抵达威海卫，让他们自行设法突围。丁汝昌知道，这是朝廷最后的答复，刘公岛已成孤岛。 他立刻召集剩余将领。当时舰上还有“镇远”“靖远”等几艘能作战的军舰，他提议集中所有火力，趁夜强行突围，哪怕能冲出几艘，也算为北洋舰队留些根基。 但多数将领反对，有人说军舰燃煤不足，突围跑不远；有人说日军火力太猛，突围就是送死，还有人直接主张投降。 将领们吵了几句，便各自散去，只留下丁汝昌一人在指挥舱。他的处境本就艰难。1894年11月，日军进攻旅顺，他因未能率舰及时支援，被清廷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花翎。旅顺陷落后，他又被革职，却因舰队无人接手，被迫留任戴罪立功。 后来威海布防，他见陆军兵力薄弱，担心海岸炮台守不住，建议提前炸毁炮台，避免被日军利用来攻击港内军舰。这个合理建议，却被人弹劾为“通敌误国”，清廷下旨要将他押解刑部治罪。多亏刘步蟾、林泰曾等将领联名通电请愿，李鸿章也在朝堂上极力申辩，说他是顾全大局，清廷才暂缓治罪，让他先处理完威海事务再赴京。 丁汝昌心里清楚，自己是戴罪之身，就算突围成功，战后也难逃清廷的追责处死。几天前，他已悄悄请工匠在舰上打了一口棺材，还亲自躺进去试过尺寸。 万念俱灰下，59岁的丁汝昌，拿出早已备好的大烟，一口口吞了下去，自尽在他坚守的战舰上。 同晚，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也选择了自杀。他是李鸿章的外甥，却从未靠亲属关系谋私，主动请缨驻守刘公岛。 陆地炮台陷落后，他带着护军在岛上苦苦支撑，弹尽粮绝后，得知丁汝昌自尽，也随之殉国，践行了“与刘公岛共存亡”的誓言。 2月12日，牛昶炳不再等待。他联合“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等几名官员，没与其他官兵商量，直接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 随后，有人在刘公岛旗杆上降下北洋舰队的黄龙旗，挂上了白旗。 舰长程璧光被推为代表，拿着投降书登上小艇，前往日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谈判。 谈判时，牛昶炳还想讨巧，跟日军司令伊东佑亨说，“广丙”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临时来北洋参加演习，并未正式编入北洋舰队，请求日方将其放回广东水师。 伊东佑亨直接拒绝，称“广丙”舰参与了威海卫作战，已属北洋舰队作战序列，没有单独放回的道理。 牛昶炳无奈，只能交出早已统计好的投降名册。名册上写明，投降的清军包括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 其实北洋舰队的覆灭，早有伏笔。 1894年9月的大东沟海战，并非单纯的舰队对决——北洋舰队本是为掩护增援朝鲜的清军船队而行，途中遭遇日本海军主力。 此战北洋虽损失“致远”“经远”等5舰，却成功完成了护送清军的目标。代价是制海权旁落，日军得以从容施展后续计谋。 同年10月，日军效仿历史上的登陆战术，从花园口绕道登陆，突袭旅顺港。 北洋舰队被迫撤出，彻底失去了机动能力，只能退守威海卫。 此时，丁汝昌与李鸿章早已察觉日军意图，多次请求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增援，防备日军故技重施、从陆路绕道登陆威海。 可李秉衡与李鸿章素有过节，竟公报私仇，仅派几百民团应付，未作有效布防。 1895年1月，日军果然再次绕道登陆，轻松拿下威海周边所有炮台，随即调转炮口轰击港内北洋舰船。 外无援军、内受夹击，这支曾号称“亚洲第一”的舰队，最终走向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