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联合国前官员、马来西亚经济学家、亚太智库研究员 K Kuhaneetha Bai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研究院研究员 世界银行1981年发布的、包括经济自由化政策在内的《伯格报告》为非洲的结构调整提供了蓝图 —— 该报告敦促贸易自由化，并承诺非洲将凭借其所谓的农业相对优势实现增长。 伯格承诺 埃利奥特·伯格教授在《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行动计划》中指责政府干预阻碍了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经济进步。 去除由营销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干预和机构所造成的各种“扭曲”，原本被认为能够让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生产者实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然而，尽管拥有所谓的相对优势以及贸易优惠，非洲农产品出口仍因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而未能显著增长。 进入21世纪之际，非洲在全球非石油出口中的份额已降至1980年代初期的一半不到。数十年的低投资、经济停滞和忽视，严重削弱了非洲的农业产出和出口能力。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加速了现有基础设施（道路、供水等）的损坏，从而削弱了本可能出现的“供给反应”。 然而，东亚和南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推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矿产出口，这些矿产往往由设立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外国公司开采。 即使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也未能阻止非洲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承诺，承诺 1994年《马拉喀什宣言》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画上句号，并于1995年促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 新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于2001年启动，此前在1999年举行的世贸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非洲国家贸易部长曾集体退场，引发全球关注。 世贸组织繁琐的新知识产权规则中设定的公共卫生例外条款曾缓解了这一担忧，但在致命的新冠疫情期间却被忽视。 根据金姆·安德森领导的2005年世界银行研究，在最可能的情景下，发展中国家预计将获得160亿美元收益。该研究评估了多哈回合贸易协定可能产生的影响。 然而，包括安德森等人研究在内的多项“评估多边农业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的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面临显著净损失而非收益。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收益主要将流向现有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主要是凯恩斯集团成员国）而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尽管多数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世界银行等机构仍坚持认为贸易自由化将惠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世贸组织贸易规则压缩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尤其在工业、贸易或投资政策领域——尽管有人声称工业政策仍有操作余地。 非洲各国政府被告知，多哈回合协议将削减富裕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农业补贴、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二十年结构调整计划中对物质与经济基础设施的双重忽视，使非洲几乎丧失了应对新出口机遇的有效能力。更糟的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也削弱了非洲初生的工业化进程。 非洲进入富裕国家（主要是欧洲）市场的渠道，是通过谈判达成的优惠协议而非贸易自由化获得的。因此，进一步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将侵蚀这些微薄的成果。此外，大多数非洲政府——特别是那些政府能力有限的贫困经济体——无法通过新产生的税收项目来弥补关税收入的损失。 非洲损失早有预言 非洲本可从多哈回合协议中获得什么？ 坦迪卡·姆坎达维雷曾警告世贸组织贸易体制将使非洲处境恶化，尤其在失去《洛美协定》下欧盟给予的优惠待遇后。安德森等人宣称撒哈拉以南非洲将获得显著收益，因为“在资本匮乏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随着商品贸易自由化推进，农业就业、农业产出与出口的实际价值、农地与非技术劳动力的实际回报率以及实际净农业收入都将大幅提升”。 诚然，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微薄收益仅是建模预测的“一次性”改善。但安德森等人宣称，除南非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获益35亿美元，而全球总收益约为5500亿美元。尽管这些预测收益仅占该地区2007年产出的1%以下，却远超所有发展中国家0.1%的增幅！ 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削弱了非洲小农农业本就有限的竞争力。然而其预测却忽略了非洲粮食产业在1970年代后衰退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富裕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因生产补贴的增加而受益，其增幅远超出口补贴的减少。同时，削减农业补贴可能导致进口食品价格上涨。 不均衡的影响 不均衡且部分的贸易自由化与补贴削减将产生复杂影响。这些影响因各国国情而异，包括粮食进口量及消费支出占比等因素。早期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估算掩盖了贸易自由化对非洲的潜在影响。到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包括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一次性福利改善仅为0.6%！由于结构调整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桑德拉·波拉斯基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含南非）将因多哈回合贸易自由化损失1220亿美元。 尽管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承认“失去的十年”源于世行结构调整方案，但这些方案十年前仍被重新推行。 若农业贸易自由化实施，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含南非）将损失1060亿美元。根源在于该地区工业与农业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出口能力不足及竞争力欠缺等问题。 在所有“现实”的多哈回合谈判结果情景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困和最不发达国家大多将陷入更糟境地。 当采用更现实的模型假设（例如考虑失业因素）时，兰斯·泰勒和鲁迪格·冯·阿尼姆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贸易自由化中总体上不会获益。主流国际贸易理论无法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推行贸易自由化提供依据。更糟糕的是，“新贸易理论”及技术发展的进化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将永久性地减缓经济增长。 出口增长？ 由于经济增长通常先于出口扩张，贸易可以推动一个良性循环，但无法率先引发它。具体而言，投资与出口之间的联系薄弱，会阻碍出口的扩大和多元化；因为如果缺乏高水平投资和持续增长，资源就不太可能迅速重新配置。 姆坎达维雷援引世界银行数据指出，非洲在1980至1990年代的出口崩溃意味着“每年惊人的680亿美元收入损失——相当于该地区GDP的21%”！丹尼·罗德里克则认为，非洲的“边缘化”并非源于其贸易表现（尽管按国际标准确实欠佳）。杰拉尔德·赫莱纳强调：“非洲的失败在于发展模式，而非出口本身。” 以非洲的地理条件和收入水平而言，其贸易规模已达预期上限。事实上，“相较其他发展中地区，非洲的贸易量反而更高 —— 其双边贸易规模超出了各类决定因素的预期值”！ 脆弱的非洲 十多年前，随着富裕国家对全球化及其后果的反噬日益加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早已实质性终结。与此同时，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组成部分的贸易自由化，加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与粮食不安全状况。 由于非洲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参差不齐，该大陆多数国家对美出口量微乎其微，因此较少成为特朗普关税的打击目标。然而，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经济体更易受到关税武器化及其他经济措施的冲击，且缺乏有效防护。上个月到期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促使部分非洲领导人争相寻求延期。 2023年美国通过AGOA进口总额达100亿美元，占据了一些国家出口额的很大比例。随着AGOA失效，关税的重新征收将进一步加剧相关问题。 与此同时，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被寄予厚望。然而，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收益可能有限，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结构更多是竞争关系，而非互补关系。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