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贵港，某公司举行拔河比赛，54岁的李先生在比赛结束后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家属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认定为工伤，但公司坚决不同意，称比赛与工作无关，死亡属于个人疾病，拒不接受认定。最终，这场“拔河赛工伤争议案”被法院公开审理，结果出人意料。 2024年2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某置业公司接到了合作建设方的邀请，对方希望两家公司能通过一场友谊拔河赛增进了解。公司领导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场展示团队风貌的“重要活动”。于是，他在会议上点名安排两名员工前往参加，其中就包括刚入职一个多月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年轻力壮，代表公司出个力。”领导笑着说。李先生虽然腼腆，但还是应声答应。 那天他与部门领导刘先生一同前往对方建设公司。白天，他们在项目现场了解楼盘销售情况，下午则被安排加入拔河比赛。比赛中，李先生全程投入，汗水湿透了衣服。比赛结束后，他靠在墙边休息，忽然捂住胸口，脸色惨白、全身冒汗。刘先生立刻上前扶他，却发现他已经呼吸急促，随后晕倒。 紧急送医后，李先生被诊断为右室心肌病引发心跳骤停。医生全力抢救无效，李先生在当晚去世。 这场原本被视为“公司交流活动”的比赛，突然变成了悲剧。 李先生去世后，他的母亲曾某悲痛不已，多次找到公司，要求公司协助申请工伤认定。但公司以“比赛属于自愿参加的文体活动，非工作任务”为由拒绝。 无奈之下，曾某自行向贵港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过调查，人社局认为：李先生与刘先生当天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公司安排前往合作方学习房地产销售知识；拔河比赛系双方公司共同组织的企业活动，李先生系被指派参加；李先生发病时间与工作任务紧密相连，且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 于是，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李先生为视同工伤死亡。 然而，公司并不认可，坚称“拔河比赛是文体娱乐活动，死亡系个人疾病，与工作无关”。公司认为，李先生是在比赛结束后发病，且患有基础性心脏疾病，不应由单位承担工伤责任。 于是，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工伤认定。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后，双方的争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拔河比赛是否属于工作任务？第二，李先生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律条件？ 法院调查发现，公司确实是以“增强合作关系”为目的，主动指派员工参加该活动，而非员工个人自愿报名。李先生并非以个人身份参与，而是履行工作安排的一部分。拔河活动虽属文体项目，但在本质上是公司组织的延伸性任务，属于工作行为的范畴。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法院指出，李先生的死亡符合上述三个关键要素：时间上：拔河比赛为公司组织的活动，属于工作时间的延续；地点上：活动地点系公司安排的合作项目现场，属于工作场所；因果关系上：李先生系在活动中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 因此，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合法、合理。公司提出的“自甘风险”抗辩，也被法院驳回。 《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认为，该条所述的“自甘风险”，前提是当事人自愿参加文体活动。而李先生并非自愿报名，而是被公司安排前往，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与“自甘风险”无关。 此外，《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因工作发生伤害或突发疾病的职工提供经济救济。如果对“工作任务”做狭隘理解，只认定办公室工作而排除活动任务，将与法规初衷相悖。 法院最终认定：李先生在执行工作指令时突发疾病，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要求撤销工伤认定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 一审、二审法院均维持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结论。判决公布后，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李先生家属。 事实上，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员工在团建、拓展、培训、比赛等公司组织的场合突发疾病，只要活动与工作存在关联、公司安排参与，均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例如：有员工在公司团建登山时猝死、在运动会比赛后突发心梗、在年会跳舞时倒地——法院普遍认为这些情形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纳入工伤保障范围。 这起案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李先生家属争得公正，更在于提醒社会：工伤认定的核心不是场所，而是行为是否与工作有关。 公司组织的活动，员工执行的任务，即便形式上是“娱乐”，实质上仍是劳动关系的延伸。既然公司从员工的“代表形象”中获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