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国军中将吴石被捕，6月，以“叛国罪”被枪毙。在他死后一周，16岁的吴学成带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被赶出了出租房，流落台北街头，无人敢收留。 他们的父亲，国军中将吴石被以“叛国罪”枪决。 早上，房东把他们家的布包丢到门外，嘴里骂着：“匪属，别来晦气！”平时还算客气的邻居也都躲得远远的，门一关，连窗帘都不敢掀。 那天还下着雨。 姐弟俩被赶出门，只能背着布包，沿着街边慢慢走。 鞋底都湿透了，泥水灌进脚缝里。吴健成冻得直打哆嗦，不停问：“姐姐，我们要去哪儿？”吴学成没回答，只是低头拉紧弟弟的手。 他们在骑楼下熬了一夜。夜里，弟弟饿得直哭，吴学成翻遍布包，只摸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饼，掰了大半塞到弟弟嘴里，自己舔了舔手上的饼渣。 那一刻，她第一次真切地觉得，天塌下来了。 更让她害怕的是，母亲王碧奎在父亲遇害当天也被抓走，说是“同谋”。 家里一下子没了大人，吴学成只能硬着头皮撑着。 她跑去码头找活干，工头一听是“吴石的女儿”，脸都变了色，抡起木棍就赶人：“滚！别害我们！”那天她被骂得一身脏水，只能蹲在巷口哭。 几天后，她鼓起勇气，在街边摆了个缝补摊。 给人补衣服、缝鞋底、擦皮鞋，只为能糊口。 可特务时不时就来找茬，有次还故意踢翻她的针线盒，吓得吴健成躲到姐姐身后，哭得浑身发抖。 父亲的族侄吴荫先不忍心，冒着被盯上的风险，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 那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屋顶漏风，雨夜里得用脸盆接雨。 吴学成看着叔叔愁眉不展的样子，咬咬牙辍了学，进了一家纺织厂打工。 每天踩着缝纫机十几个小时，指头被针扎得全是小洞，一个月工资只够买几斤米。 晚上回家，她还得给弟弟洗校服、缝补破袜子，经常忙到半夜才趴在木板上打个盹。 七个月后，母亲终于出狱。 原来是父亲在保定军校的老同学陈诚顶着压力，把她保了出来。 可一家人重聚后，日子依然艰难。 家门口经常有陌生人徘徊，像是在盯梢。 母亲一听外头风吹草动就紧张，常常整夜睡不着。 吴学成不敢让她担心，白天做工，晚上还偷偷接些私活，撑起整个家。 她原以为熬着熬着会好一点，可二十出头那年，却因为“家庭背景太黑”被厂里辞退。 那天她抱着工牌回家，手都在抖。 生活逼得她没法选择，只能嫁给同厂的一个外省老兵，希望能换来弟弟一口稳定的饭。 而吴健成，也在姐姐和父亲旧部的接济下，咬着牙念完了书。 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全校第一。 可每当有人提起父亲的事，他总是低下头，神情复杂。 后来他在信里写道：“如果父亲不那么倔，我们也许不会散成这样。”那句“倔”，藏着一个孩子太久的委屈。 他们不知道，海峡那头还有两个兄姐在挂念他们。 吴石赴台前，把长子吴韶成和长女吴兰成留在了大陆。 从此一别三十年。 吴韶成考上了南京大学，却因为“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屡次被调查。 吴兰成去了呼伦贝尔，当了一名医生，二十年扎根在风雪里，靠医术救人，最终成了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可即便事业有成，他们心里始终装着那对在台湾流浪的弟妹。 直到1980年，两岸关系稍有松动。 吴健成拿到美国奖学金，把母亲接去洛杉矶。 后来在统战部的帮助下，留在大陆的兄姐也获准赴美探亲。这一家人，终于团聚。 那天，81岁的王碧奎见到儿女，哭得几乎站不住。 吴学成脸上满是皱纹，吴健成戴着眼镜，神情温和，像个大学老师。 可在母亲面前，他们都还是当年那个被赶出家门、靠一块干饼熬夜的小孩。 吴学成哽咽着对哥哥说：“哥，你那边还有人照应，我们在这边什么都没有。”那句“什么都没有”，说尽了她半辈子的苦。 1993年，母亲在洛杉矶去世。 四年后，子女们将她与父亲的骨灰一同迁回北京香山福田公墓。 分离43年的夫妻，终于在故土重逢。 吴学成一生没再离开台北。 她住在老巷里几十年，靠退休金过活。 一直到2016年，她摔伤住院，女儿才发现这件事。她笑着说：“你们外公不是不爱我们，他只是把国家放在前头。” 如今，香山公墓的松柏依旧青翠。 吴石将军的后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 从当年的枪声到跨越海峡的团圆，这个家庭走过了苦难，也守住了尊严。 那份“凭将一掬丹心在”的信念，早已融进了他们的血脉，静默却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