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街头看到了一个地下党的叛徒，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 冉益智惊恐万状，拼命挣扎，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李修凯当即向围观的群众高喊：“这人是害死无数共产党员的大叛徒！”巡逻的闻声赶来，众人合力将冉益智扭送公安机关。这场戏剧性的街头抓捕，成为重庆解放初期肃清敌特工作的标志性事件。 冉益智的叛变并非偶然。他早年加入国民党，1939年隐瞒经历混入中共地下组织，凭借投机能力一路升至重庆市委副书记。 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这个平日高谈“革命气节”的领导人，竟在敌人刑具还未加身时就跪地求饶。他不仅供出市委书记刘国定，还带领特务四处抓捕同志，甚至亲自指认江竹筠（江姐）等隐蔽极深的党员。 据统计，经他直接出卖的党员达133人，其中53人遇害。更讽刺的是，国民党仅授予他中校专员虚衔，败退时却将他弃如敝履。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试图伪装成“脱险同志”登记蒙混，却被识破后仓皇逃窜，最终在街头落入法网。 冉益智的叛变背后，暴露了当时地下党组织建设的深层问题。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们在牺牲前总结的“狱中八条”中，尖锐指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重视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的迫切性。 冉益智恰恰是反面典型：他生活腐化，热衷谈论“性艺术”，掌握权力后更将党组织视为个人晋升工具。与他同时叛变的刘国定同样滥用职权，试图将党的经费用于私人投资。 这些行为最终导致党组织在1948年遭遇毁灭性破坏。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至今仍振聋发聩：一旦失去理想信念，再坚固的组织也可能从内部崩塌。 1951年2月，冉益智与刘国定、李文祥等叛徒经公审后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要求将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仿佛是对自己一生的彻底否定。 而亲手抓住他的李修凯，因主动自首、交出特务名单并立功表现，获得宽大处理，1952年病逝。这一结局折射出历史的辩证法则：真心悔过者尚有新生之机，而背叛信仰者终将遭时代唾弃。 当年参与大屠杀的特务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写下数万字忏悔材料，却未能等来特赦，1973年死于狱中；渣滓洞看守长“猫头鹰”徐贵林、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等隐匿多年的刽子手，也先后被群众揭发并伏法。 信息来源 人民网《“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重温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与泪的嘱托》 人民网《“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人民政协网《“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光明网《红岩大揭秘》 中华读书报《傲雪红梅——江姐的真实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