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霍恩做过恐怖无比的实验，就是在一个没有天敌，没有疾病，食物和水都无限量供应的天堂里，动物最终的命运会是怎样的，结果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位霍恩，本名约翰·卡尔霍恩，1917年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一个普通人家，家里五个孩子，他排老三。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管家务，从小他就对小动物感兴趣，常抓昆虫观察。1939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动物学博士，之后专攻动物行为研究。1945年，他娶了伊迪丝，搬到马里兰州银泉，那儿有个小院子，他搭起简易实验室，常年研究老鼠。俩人后来生了两个女儿，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却挺踏实。 1946年，卡尔霍恩加入巴尔的摩的城市老鼠调查项目，专盯下水道和仓库里的鼠群动态。1954年，他进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干了33年，研究重心转到实验室动物行为上。他对种群密度特别上心，觉得不同环境下，群体反应大不一样。桌上总堆着笔记本和图表，墙上贴满手绘分布图，他天天琢磨老鼠的习性规律。这些积累，让他后来推出那个著名的“25号宇宙”实验。 这个实验的背景，得从当时美国城市化浪潮说起。20世纪中叶，美国人口猛增，城市挤得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卡尔霍恩想用老鼠模型，模拟这种密度压力，看看会出啥事儿。他从1947年起在家附近做小规模观察，1958到1962年针对挪威鼠的实验中，记录了拥挤下的异常模式。1962年，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文，首次提出“行为沉沦”概念，意思是过度密集会让正常社会行为崩盘。这些早期工作，为大实验打下基础。 1968年，卡尔霍恩在银泉实验室启动“25号宇宙”。他建了个2.57米见方的金属围栏，高1.4米，里面放256个老鼠窝，16个食物和水源点。谷粒从漏斗里源源不断掉，水管一直供水。起初放进4对挪威鼠，总共8只，环境无天敌、无疾病、资源无限，纯属理想状态。头几个月，鼠群发展顺利。到第104天，第一窝幼鼠出生，第315天，数量涨到620只，整个围栏热闹起来。 但情况很快变味。第560天，鼠数飙到2200只，空间彻底不够。雄鼠间斗殴增多，雌鼠照顾幼崽不力，很多小鼠直接没了。食物虽多，却没人动，水槽边长霉。有些老鼠整天躲着舔毛，像没精打采。还有些“美丽鼠”只顾自己打扮，不跟群互动。到后期，新生崽越来越少，围栏死气沉沉。第1780天，最后几只老鼠瘦弱不堪，种群全灭。整个过程，从天堂到地狱，就这么结束了。 卡尔霍恩把这叫“行为退化”，极端拥挤下，社会规范全乱套。他把数据记在本子上，1973年发论文《死亡平方：老鼠种群的爆炸性增长和消亡》，附上围栏照片和图表，在学术圈炸了锅。很多人拿来比人类城市问题，讨论人口密度影响。他还去大学演讲，讲鼠群从繁荣到崩盘的过程，听众开始反思空间分配。 当然，也有人觉得老鼠实验太简单，不能直接套人类社会。1970年代，这实验上杂志封面，标题叫“乌托邦的终结”，空围栏照片看着渗人。卡尔霍恩晚年没停，继续在家做小实验，找缓解拥挤的办法。1984年退休后，搬小房子，书房塞满旧资料，偶尔翻笔记。1995年，他因病去世，78岁，把记录捐给国家医学图书馆和美国遗产中心，走得低调。 这个实验的核心，是资源无限却密度失控的警示。它提醒我们，物质丰富不等于一切顺当。搁在中国语境看，正好对得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国家人口多，城市化快，早就在抓人口调控和城乡统筹。像“十四五”规划，就强调高质量发展，注重生态宜居，避免盲目扩张。这实验虽是老鼠的，但给我们的启发大着呢：发展得平衡，空间得合理，人与环境得和谐。 而美国那边城市病一大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反观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一步步稳扎稳打。霍恩的实验虽在美国搞的，但道理普世。我们可以用科学方法，优化城市布局，推动共同富裕。就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地铁四通八达，绿地越来越多，就是在防密度隐患。未来，数字化工具还能帮大忙，智能规划让资源更均匀。 当然，实验也有局限。老鼠和人不一样，人类有文化、有制度，能主动调控。我们中国，就有计划生育、户籍改革这些经验，管得住人口流向。国际上，有些国家学我们，搞可持续城市化。总之，这实验不是末日预言，而是行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