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安徽肥东县青龙场传来一声清脆枪响，新四军头号战将，级别比粟裕还要高的高敬亭就这样被叶挺警卫班处死了。 说起高敬亭，那可真不是一般人。咱们很多人可能对粟裕大将很熟，但在新四军刚组建那会儿，高敬亭的职务是支队司令员，跟军长、副军长是平级的，而粟裕当时是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这么一比，你就知道高敬亭当时的分量了。 他是个地地道道从大别山血水里滚出来的“游击专家”。在红军主力长征，南方游击区情况最糟的时候，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把大别山围得跟铁桶一样，宣称“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就是这种环境下，高敬亭拉起了红二十八军，硬是跟中央断了联系，孤军奋战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他把游击战玩到了极致，愣是让大别山的红旗不倒，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这份能耐，这份功劳，谁都抹不掉。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理所当然成了司令员。他带着部队东进抗日，打了新四军出山后的第一场漂亮仗——蒋家河口伏击战。 二十几个鬼子，二十分钟解决战斗，自己这边零伤亡。这一仗，打出了新四四军的威风，也捅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当时士气低落的抗日军民打了一剂强心针。 按理说，这么一个有勇有谋、战功赫赫的悍将，应该是前途无量啊。可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这独一无二的经历上。 你想啊，一个人在大别山当了三年“山大王”，说一不二，部队从上到下都是跟着他玩命的老兄弟。这种长期独立自主的游击环境，养成了他极强的个人风格和山头意识。这在当年那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是生存之道，可当他带着这支部队融入新四军这个大集体时，麻烦就来了。 新四军军部，有叶挺军长，有项英副军长兼政委。他们带来的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正规化的建军思路。军部的大战略是让各个支队向东、向北发展，深入敌人后方，开辟新的根据地。 可高敬亭不这么想。他的部队，他的根，全在大别山。他觉得皖中、皖东这片地儿才是自己的舒适区，对于军部让他“向东发展”的命令，他心里是有抵触的。他觉着自己的部队一离开老根据地，就成了没根的浮萍，万一有个闪失，老本都赔进去了。这种思想，说好听点是稳重，说难听点，就是本位主义，格局小了。 矛盾的导火索，是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1939年5月，日军进攻巢湖、无为地区，军部命令第四支队去打配合。但高敬亭的部队在战斗中行动迟缓，甚至有传言说他擅自带部队向西转移，保存实力。这下子，篓子捅大了。在战争年代，不听指挥，临阵脱逃，这是天大的罪名。 新仇旧怨一起算，军部对他的不满彻底爆发了。新四军的最高领导项英，本来就对高敬亭这种“游击习气”和“军阀作风”看不顺眼，认为他是个不稳定的因素。于是，一纸电报发给延安，罗列了高敬亭的种种“罪状”。 很快，高敬亭被叫到青龙场开会。他可能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批评，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鸿门宴。刚进会场，他就被缴了枪，被逮捕了。从被抓到被处决，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执行枪决的，是军长叶挺的警卫班。据说叶挺本人对处死这样一位战将也于心不忍，但军令如山，他也没办法。一颗子弹，结束了高敬亭32岁的生命，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平心而论，高敬亭肯定有他的问题。他的纪律性不强，在强调统一指挥的战争环境下，确实是个隐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慈不掌兵，为了整个队伍的步调一致，采取严厉措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它的逻辑。 但是，处理方式是不是太极端了？一个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就算犯了错误，罪至于死吗？而且，整个过程非常仓促，没有经过严格的审判程序，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直到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明确结论是“错误的”。这个“错杀”的定性，总算是还了他一个公道。他依然是我们民族的抗日英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