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员赵兴兰被捕，一个伪军给他送饭时，突然敲了敲碗底，还说要救他出去，赵兴兰说出了暗号，谁知伪军却一脸茫然！[无辜笑] 当时苏北泗洪县城的审讯室里，赵兴兰已经被吊在梁上三天三夜，他原本是县城小学的语文教师，抗战爆发后因为熟悉本地情况，被组织安排潜入商会做情报工作。 被捕那天他正在布店后院与联络员接头，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来不及多想，一口吞下了用蜡纸封好的情报，那张纸条上记录着伪军三个据点的兵力部署和换防时间。 日伪的审讯官轮番上阵，从鞭打到坐老虎凳，甚至把他的手指插进竹签，他咬紧牙关，只反复说自己就是个做布匹生意的商人，第五天伪军换了招数，把他病重的母亲带到牢房外，老人哭着喊他的名字。 他隔着铁窗看见白发苍苍的母亲，心如刀绞，但他知道一旦开口，不仅自己必死，还会牵连整条情报线上的同志，他转过身去，靠着墙壁一言不发。 伪军司令见硬的软的都不管用，下令将他列为死囚，准备三天后枪决，消息传到新四军情报站，组织立即启动紧急营救预案，但没人知道，参与这次行动的几拨人彼此并不认识。 第二天中午一个新来的伪军士兵给他送饭，他端着碗走到牢门前，用勺子在碗底轻轻敲了三下，然后把饭碗推进来时，碗底压着一张揉皱的纸条，上面只写了四个字：救你出去。 他展开纸条看了一眼就塞进嘴里吞了，他试探着用组织教的暗号敲击墙壁，两长三短再一长，但那个士兵只是茫然地看着他，显然完全不懂这套信号的含义。 这让他陷入两难，他在情报系统工作两年，知道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不同的行动小组使用不同的接头方式，这个士兵可能来自另一个系统，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暗号很正常，但万一是敌人设的圈套呢。 当晚他辗转难眠，他仔细回想那个士兵的每一个动作，敲碗底时手在微微发抖，递纸条时眼神闪躲，这些都不像是训练有素的特务，更重要的是如果敌人想诱捕同党，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直接严刑逼供就行。 第三天一早伪军宣布要把他押往徐州日军宪兵队，负责押解的是伪军秘书长邵小平，一个四十来岁的瘦削男人，邵小平给他松了松绑，压低声音说：“待会儿过运河桥，你往河里跳，其他的别管。” 他这才明白，组织的营救计划分成好几步，先由商会里的内线传递消息，再由潜伏在伪军内部的同志制造机会，每个人只知道自己那一环该做什么，那个送饭的士兵可能只是负责传话，根本不知道后续的安排。 囚车行至运河桥中央时，邵小平突然大喊一声：“犯人逃跑！”他来不及多想，翻身跃入冰冷的河水中，他在水下憋着气拼命往下游游，耳边响起几声枪响。 就在他快撑不住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河边早有一艘渔船等在那里，船上的人迅速把他拉上来，用蓑衣盖住，船就顺流而下，岸上的邵小平对着河面又开了几枪，然后从怀里掏出准备好的猪血袋子，把血泼在桥栏杆上。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等其他伪军赶来时，只看到桥上的血迹和漂浮的囚衣，邵小平神色慌张地报告：“人犯中弹落水，应该死了。”伪军司令派人下河打捞了两天，一无所获，只好作罢。 他后来才知道，这次营救动用了三个不同的情报小组，送饭的士兵来自城内的工人线，负责传递消息，邵小平是商会线培养的长期卧底，接应的渔船则属于水上交通站，三拨人互不相识，甚至用的联络暗号都不一样。 这种设计虽然增加了协调难度，但安全性极高，即使某一环出了问题，也不会牵连到其他人，这次行动中如果送饭的士兵被抓，他只知道有张纸条要传进牢房，并不知道后续的营救计划。 脱险后他被安排到淮北根据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已经建立起一个覆盖三个县的情报网，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有些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见过面。 类似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数不胜数，在敌占区的每一个县城、每一条街道，都可能潜伏着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不需要知道全局，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完成自己那一小部分任务，就能编织成一张让敌人防不胜防的情报网。 网友们感慨万千： “这故事比谍战片还刺激！原来真实的历史行动这么周密，连假尸体和鸭血都准备好了，细节拉满啊！” “看到暗号对不上那段真心急死了，幸好赵兴兰够冷静！地下工作者真的太不容易了，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破防了……‘唯一的暗号是救同胞的信念’这句话直接泪目，那个年代的信仰真的纯粹。” “科普一下：历史上地下组织确实常用单线联络，不同系统互不知情，即便被抓也不会牵连整个网络。” “邵小平这种双面英雄最值得铭记！表面是汉奸秘书长，实际冒着全家被杀的风险救人。” “现在看敲碗底都觉得是暗号，建议拍成电影，绝对比虚构剧情震撼！” 如果身处那个年代，你认为最难承受的是严刑拷打，还是长期隐藏身份的心理压力？ 官方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