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欧盟把技术搞到手，中国企业再把工厂建起来，马上就会像非洲的尼日尔那样，驱逐中国工厂的高管，企业资产也会被没收，剧本都是现成的，只是地点和演员发生了变换。 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总会遇到各种实际情况。尼日尔的情况就让人看到一种常见的转变过程。2008年前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始在尼日尔开展油气项目，前后投入大量资金，参与开发阿加德姆油田，建设炼油厂和输油管道，还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帮助尼日尔石油产业从基础薄弱的状态逐步发展起来，为当地带来就业和经济贡献。 2023年7月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新政权上台后，对资源合作的政策出现调整。2025年3月，尼日尔方面以本地员工与外籍员工薪资差距为由，下令三名中国石油公司高管在48小时内离开。这些高管分别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非石油管道公司和合资炼油厂SORAZ。 之后在5月，又要求部分在中国石油项目工作超过四年的中国员工离境，涉及数十人，包括不少技术人员。尼日尔政府同时推动本地化招聘，目标让本地员工占比达到更高比例，并强调薪资公平等问题。 这些举措直接影响了项目运营。中国石油企业继续维持部分原油出口，但面临本地化压力和合同谈判。尼日尔方面还寻求更多资源控制，包括对账户和税收的审查。整个过程显示，合作初期依赖外部资金和技术，后期在掌握一定能力后，政策转向更强调本地利益，导致合作方空间受到挤压。中国方面呼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维护项目稳定。 欧盟在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中，也出现类似的政策调整迹象。中国车企和电池企业在欧洲投资建厂，本意是扩大新能源合作，满足当地绿色转型需求。宁德时代等企业在德国等地设立生产基地，投入资金并提供就业岗位。欧盟最初对这些投资持欢迎态度，希望借此发展本地产业链。 从2023年起，欧盟加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审查。2024年10月，欧盟正式实施反补贴措施，叠加原有关税后，部分中国电动汽车税率达到较高水平，最高可达45.3%左右。这直接削弱了中国车型在欧洲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许多车型销售受到影响。欧盟认为中国企业获得政府支持，导致不公平竞争，但中国企业强调自身竞争力来自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 电池领域变化同样明显。欧盟推出电池产业补贴计划，规模涉及数十亿欧元，表面是为吸引投资，实际设置条件，要求参与企业分享生产工艺和材料配方等知识产权给欧洲合作伙伴。中国企业若想获得补贴支持，需要满足这些额外要求。同时，欧盟在外资审查机制上收紧，尤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中国投资项目面临更严格的审批流程，获批难度增加。 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时，欧盟以反垄断理由进行长时间审查，最终要求剥离部分欧洲业务才批准通过。华为和中兴在欧洲参与5G建设时，多个国家以安全为由，将其排除在部分项目之外。这些案例反映出，欧盟在经贸合作中，常常将商业行为与安全、补贴等因素结合，逐步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把尼日尔和欧盟的情况放在一起看，能发现共同逻辑。合作开始时，欢迎资金和技术投入，帮助本地产业发展；当本地能力逐步提升后，通过政策调整、审查加强或条件附加，挤压原有合作方的空间。一旦核心技术被掌握，后续限制措施可能进一步加码。中国企业在尼日尔项目上，面临高管离境和本地化要求；在欧盟市场，则遇到关税壁垒和技术分享压力。两者虽形式不同，本质上都体现出“先借力后设限”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