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重庆的一个傍晚，野猫溪的小楼里，一位青年正埋头赶印报纸，窗外已被特务层层包围。他明知身份暴露，却执意不肯撤离。 1947年重庆的报摊上，但凡提到前线，全是"国军大捷"四个字。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推进，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消息被捂得死死的，广播、报纸一个口径。 中共重庆地下党决定自己办一份报，把真实的战况传出去，任务落在了陈然身上。 陈然白天在修车铺干活，晚上把自己关在野猫溪的阁楼里刻蜡版、推滚筒。油墨味能渗进被子里，他有时候干到天快亮才停手。 《挺进报》就这样一期一期出来了，从1947年下半年一直印到1948年春，前后共出了22期，每期数百份，进了工厂、钻进了学校，甚至送到了国民党官员的案头。 1948年3月，有人把一封"亲启"信放上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信封里是一份《挺进报》第19期，里头登着解放军各战场捷报，还有一篇文章劝国民党官员认清形势、早作打算。 朱绍良看完，当场打电话给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劈头盖脸骂了一顿，限期破案。那段时间，徐远举的电话几乎没停过，重庆城里收到同一份报纸的国民党要员，把电话打到他办公室来的络绎不绝。 徐远举不是莽汉，他没有立刻乱抓一气，而是派出受过专门训练的"红旗特务"，专门打入进步团体内部。其中一个叫曾纪纲的，伪装成失业青年，在地下党的外围圈子里潜伏了一段时间。 重庆有一家文城书店，是地下党传递《挺进报》的联络点，被国民党查封之后，店里的地下党员陈柏林陷入困境。曾纪纲主动凑上来，说愿意帮忙重新张罗书店的生意。 陈柏林觉得此人可靠，便向上级、中共重庆城区支部书记任达哉做了汇报，建议吸收曾纪纲入组织。任达哉亲自出面与曾纪纲会面，结果两人同时落网，一同被捕。 任达哉没能扛住审讯，叛变了，供出了陈然的名字。陈柏林则不同，皮鞭、烙铁轮番上，咬紧牙关，一个字没漏。 地下党组织察觉到风声，给陈然传来密信，暗语是"近日江水暴涨，速离险地"，意思再清楚不过。陈然拿着信，看了好一会儿，又看了看桌上还剩最后几张没印完的报纸。 那一期登的是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陈然重新坐回油印机前，手法比平时还快。 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门被踹开，特务冲了进来。陈然已经把文件塞进了炉子，转过身，平静地看着这些人。1948年4月22日，陈然被捕，关入渣滓洞。 审讯接连不断。徐远举多次亲自出马，陈然只咬定一件事：《挺进报》从编辑到印刷到发行，全是他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那份完整的发行名单，始终没有出现在特务的案卷里。 后来陈然被转押至白公馆。白公馆的牢房里，陈然很快与狱中党组织秘密接上了头。他把从黄显声将军那里辗转得来的报纸消息，用细小的香烟包装纸一字一句写下来，再通过牢房墙壁缝隙传递出去。 黄显声是原国民党东北边防军骑兵司令，因为拒绝配合反共活动被关进来，在白公馆待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能秘密搞到外面的报纸。 陈然和黄显声商量好分工，两个人就靠着砖墙上一条细缝，把外面的消息一点一点传进了整座监狱。 看守们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囚犯的精气神越来越足，一个个好像在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