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朱允炆为什么会重用方孝孺?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将方孝孺从汉中召入京城，委以翰林侍讲、翰林学士之职，“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几乎以师礼相待。朱允炆之所以如此器重方孝孺，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朱元璋的刻意栽培。朱元璋早就洞察了方孝孺的才华，洪武十五年召见方孝孺后，评价道：“此庄士，当老其才。”意思是这个人才要留到适当的时候再用。此后朱元璋一直没有重用方孝孺，因为这两人理念不合——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与朱元璋“以猛治国”的理念相悖。但朱元璋深知孙子性格仁柔，需要这样的大儒辅佐，临终时留下遗诏，嘱咐朱允炆“此人可重用”。 建文帝的个人性格与用人格局。朱允炆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过于柔弱，过于仁慈”，一心想要推行“维新之政”。即位后他一改洪武时期的严酷氛围，礼遇文士，提高文官品级，力图改变重武轻文的倾向。方孝孺作为当时“天下读书种子”，文章、人品皆备受推崇，自然成为朱允炆最倚重的文臣。 思想理念的高度契合。方孝孺师从名儒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主张以礼治国、施行仁政。他的“礼治主义”政治思想，直接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仁政礼治”理念。而朱允炆推行“建文新政”，正需要这样一位理想与现实兼具的谋臣来主导改革。方孝孺不仅参与了削藩决策，更提出按照“周礼”更定官制、推行仁政等主张，每一处都与朱允炆的治国意图高度契合。 师徒之谊与知遇之恩。朱允炆在皇太孙时期，就深受方孝孺学问的影响。登基后，“读书每有疑难即向他请教，处理国家大事也会征求他的意见”。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方孝孺成为朱允炆最信任的顾问。 可以说，朱元璋的精心布局、朱允炆的文人治国倾向，加上方孝孺本人的才华与理念，三方因素共同促成了这次重用。然而，正是这些“读书种子”式的理想主义，在面对强悍的朱棣时显得力不从心，最终以悲剧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