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在日记中对张学良的评价最为直接且真实，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句：“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张学良最准确，可以拿来盖棺定论的一个评价。 蒋介石那句评语，最好不要拿来当棺盖。 它锋利，甚至有点冷。 一个曾经被扣押的统帅，回头看张学良，写下“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情绪当然不是凭空来的。蒋介石看张学良，有近距离，也有伤口。 他看得见张的聪明，也忘不了自己在西安失去自由的那几天。 真正麻烦的地方在于，张学良身上那些互相打架的东西，都是真的。 他不是只会花天酒地的纨绔，也不是后来传说里一腔热血的抗日英雄。他很早就被推到高处，二十七岁接住东北，手里有地盘、兵工、铁路和一批父亲留下的老臣。 东北易帜时，他让南京政府得到名义上的统一，这一步不算小。中原大战中，他迟疑过，衡量过，落子支持蒋介石，也让自己的位置从地方实力派升到全国政治桌面上。 更要紧的是，他的权力来得太快。 一九二八年七月，他接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十二月宣布易帜，第二年一月又处理杨、常。 半年多时间里，父仇、地盘、中央关系、奉系旧臣，全压到一个青年军人肩上。 这种人当然精明。 他懂局部利害，懂谁强谁弱，也敢在屋里关起门处理难缠人物。杨宇霆、常荫槐之死，说明年轻少帅不是没有手腕。可手腕这种东西，用在家门口有用；到了国家危局前，就显得太短。军阀世界里，许多麻烦靠人脉、卫队、银钱和一纸命令压下去。 日本关东军不吃这一套，东北的边防也不能靠少帅临场一念支撑。 九一八事变像一把钝刀，割了张学良一生。 他晚年在访谈里多次承认，不抵抗不能推给蒋介石，是他自己判断错了。他以为日军不过制造局部摩擦，没有想到对方敢把东北吞下去。 这样的承认有重量，至少比把责任全塞进一封不存在的命令里要干净些。 可承认得晚，不能把一九三一年的空白补回来。沈阳枪声响起前，东北并不是毫无征兆。铁路、驻军、情报、日方动作，都已经把危险摆出来了。 张学良拥有一支规模不小、装备不差的东北军，却没有把它变成真正能守土的力量。 南京政府忙于内战，蒋介石对日战略一直带着忍让和拖延；国际社会的反应迟慢，地方军政体系又各算各账。张学良要负责，但他不是孤零零站在空地上的一个人。 那时的中国，很多关键机器本来就松，螺丝一颗颗掉，只是东北掉得最响。 西安事变更能看出他的矛盾。 到一九三六年，东北军离开故土已经多年，士兵想打回老家，军官不愿继续在西北剿共。张学良夹在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怨气、全国抗日呼声之间，时间越拖，缝隙越大。 他扣蒋，不只是孩子气一拍桌子，也不是单纯争权。 他确实想逼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转向。 可事变最危险的，不在捉人那一刻，而在捉住以后如何收场。 张学良有冲动，有道义感，也有对蒋私人信用的依赖，却没有一套能保障结果的政治安排。 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西安内部对释放蒋介石争执很大，有人担心条件未落实，人一走就再难回头。张学良偏偏选择亲自送蒋回南京。 他大概以为，自己把人送回去，便能证明不是叛乱，也能保住一点兄弟情分。 这是蒋介石最难原谅他的地方。 不是因为张学良愚笨，恰恰因为他懂得很多小处，却在大处把私人关系看得过重。 政治不是牌桌上的义气，也不是当面赔礼就能收口。张学良回到南京后被审判，后来虽免死，却长期失去自由。那架从西安飞走的飞机，不只是送蒋介石回到权力中心，也把张学良送进了漫长的沉默。 所以，蒋介石的判语有准头。 张学良确有“把握不坚”的一面，他常在大势压近时用临场动作补救，却不擅长把动作变成制度、承诺和后路。东北如此，西安也如此。 他看见了危机，却常常低估危机的尺度；他想改变局面，却没有准备好承受局面反扑。 张学良的悲剧不只是性格悲剧，也是旧军阀政治撞上现代国家困境后的失败样本。 他被父亲的遗产托上高位，也被那个高位消耗。 他有能力处理身边人，却无力安顿一个区域的命运；他有勇气扣住最高统帅，却没有办法保证事变之后的政治兑现。 晚年的张学良谈旧事，常把话说得轻，好像许多关口都只是自己年轻、误判、性急。 可九一八留下的是东北，西安留下的是半生囚居。蒋介石那句“殊可悲也”，可以用来照见他，也该照见那个时代。一个人站在大事门口，手已经伸出去，心却还停在熟人世界里。 门开了，风进来，他才发现身后没人替他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