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11日，新华社刊发长文，系统指控苏联已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紧接着12日《人民日报》同步刊载相关文章，直白点明苏联已经全面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当时国内官方定论十分明确，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接连执掌的苏共领导层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初衷，原本属于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慢慢变成官僚垄断阶层私自掌控的财富，这场舆论评述不是临时兴起的观点，是从中苏两党分歧萌芽开始，历经十余年观察研判后形成的阶段性总结。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联就陆续调整国内经济管理制度，原本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产权归属全民的国营体系迎来改动，先是精简中央行政部门，近九十万机关工作人员被裁撤. 一万五千多家原本直属中央的工厂企业被下放到地方管控，全国统一的生产计划指标压缩七成以上，还放宽规定，允许企业自行处置闲置生产物资，这些看似优化管理的调整，在当时我国的理论视角里，一步步撕开全民所有制的管控边界。 赫鲁晓夫还大规模整合农业生产单位，短短十余年，全苏近九万三千个集体农庄缩减到三万六千个，国营农场数量翻倍扩张，农庄原本农户共同持有的生产资源逐步收拢到行政管理者手里，农户劳作慢慢变成受管控的雇佣用工模式，这也是当年判定雇佣劳动卷土重来的现实依据之一。 等到1964年勃列日涅夫接任之后，苏联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扩大企业负责人的经营权限，把企业收益和管理者、职工薪资奖金挂钩，放开农村家庭副业限制，农副产品收购定价也灵活调整，这套改革在客观上短暂拉动苏联七十年代前期经济增速，军工、重工业产能快速攀升，但贫富差距随之不断拉大. 各级党政和企业高层凭借管理权限拿到高额津贴与隐性福利，普通产业工人收入涨幅远远跟不上社会财富增长速度，苏联本土报刊当时也曾披露，多地工矿负责人借着经营权投机牟利。 短时间内积攒大额私人财富，特权阶层慢慢成型，这就让彼时国内舆论认定，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被少数官僚阶层变相霸占，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此成型。 这份1976年的重磅评论，离不开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铺垫，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 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主权分歧，到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撕毁经济合作协议，再到苏军在中苏边境持续增兵施压，两国关系从同盟转向全面对峙，加上苏联逐步在全球推行扩张战略，插手多国地区事务，国内基于反修防修的现实考量，持续跟踪苏联社会制度变化。 从六十年代初“九评苏共”系列文章起，国内就持续梳理苏联制度演变细节，到七十年代陆续刊发多篇短评揭露苏联阶层分化问题，1976年这篇长文，是长期研究内容的集中落地输出。 站在如今客观回望这段历史，当年的论断带着特定年代的意识形态与地缘博弈烙印，苏联此后数十年的发展里，体制僵化、特权固化、产业结构失衡等弊病持续发酵，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深层诱因之一。 而当年国内通过持续观察苏联变革、总结经验教训，也在客观层面推动我们持续思考怎样稳固公有制根基、防范特权滋生，为后续我国摸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积累了反面参考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