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前言丨终场哨声响起，乌拉圭队成为首届世界杯冠军。两名身着浅蓝色球衣的球员相拥着倒在泥泞的赛场。一名球员欣喜地蹦跳着，双臂在头顶挥舞。看台上旗帜翻涌，欢呼的球迷将帽子抛向空中。身着西装的男士们快步走上球场，与球员相拥，互相拍打着后背。队长何塞·纳萨西（José Nasazzi）被两人扛在肩上，其中一人是身着制式夹克、头戴警帽的警察。球队手捧奖杯——尊14英寸高的胜利女神奈基（Nike）雕像，还有一束鲜花，绕场庆祝，一群身着短裤的男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士兵高举军刀组成荣誉卫队，球员列队穿过时，乐队奏响了《马赛曲》("La Marseillaise")。这或许是在向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简称“国际足联”）法国籍主席儒勒·雷米特（Jules Rimet）致敬，毕竟世界杯的构想正是出自他之手；但就在几年前，这首曲子还是乌拉圭共和国总统胡安·坎皮斯特吉（Juan Campisteguy）所属的红党（Colorados）的官方党歌。乐队究竟在为谁欢庆？是足球，是国际足联，是获胜的球队，还是促成这一切并借此提升自身形象的政客们？这种模棱两可的意味从世界杯诞生之初便已存在，且从未真正消失。
短短四年之后，贝尼托·墨索里尼便将这一赛事据为己有，用以宣扬其塑造强悍、进取的意大利的理念。虽然1978年世界杯由阿根廷军政府接手承办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军政府对赛事进行榨取时，与墨索里尼一样冷酷无情。早在“体育洗白”（sportswashing）这个词进入大众视野之前，早在即便不赢得赛事，仅靠承办就能取得宣传上的成功之前，世界杯就已被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每一个东道主，都试图将这项赛事作为展现民族自信、彰显现代化的方式，或仅为了证明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更广阔的全球共同体的核心一员。
但世界杯的政治属性远不止于承办层面。赛场上的胜利能让国家领导人抬头挺胸、高谈阔论，就胜利的象征意义发表豪言壮语。至少在夺冠的荣耀时刻，人们会宣称，足球让乌拉圭被世界熟知，让战后的西德（联邦德国）重新融入全球共同体，让法国终结了种族主义。当然，这些说法几乎全是无稽之谈，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言论毫无道理。足球的确有重要意义，它常常能无意间折射出一种文化背后的渴望与疑虑，而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更是将这种折射展现得淋漓尽致。至少，世界杯留下的集体记忆，比几乎任何事件都更广泛、更深刻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对英国人而言，20世纪60年代还有哪句话比“一切都结束了……”更令人印象深刻？迭戈·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与马岛战争一样，塑造着人们对阿根廷的印象。从铁腕的撒切尔主义到更感性的20世纪90年代（即便仍受新自由主义的制约），没有哪个画面能比保罗·加斯科因[Paul Gascoigne，昵称是加扎（Gazza）]的泪水更能诠释这一转变。每个参与世界杯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经典瞬间：从1954年世界杯决赛中西德解说员赫伯特·齐默尔曼（Herbert Zimmermann）的呐喊，到2002年帕帕·布巴·迪奥普（Papa Bouba Diop）为塞内加尔攻破法国球门后的舞蹈；从1958年贝利（Pelé）的凌空抽射，到1994年沙特球员赛义德·奥维兰（Saeed al-Owairan）攻破比利时球门的惊艳进球；从1982年法国队在塞维利亚汗流浃背的失利，到1966年朝鲜队在米德尔斯伯勒不可思议的胜利。
雷米特于1930年开启的这项赛事，如今已发展成一场巨大的全球盛宴，世界杯决赛更是全球观看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欧洲冠军联赛（Champions League）或许代表着足球的最高竞技水平，但唯有世界杯，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点燃各国人民的激情，铸就永恒的荣光。即便从首届世界杯——十三支球队齐聚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那略显仓促的赛事中，我们也能看出：受欢迎的事物拥有力量，而拥有力量的事物，总会吸引政治与政客的介入，滋生出赛场之外的利益纠葛。
本书讲述的是世界杯的故事，关乎伟大的球员、精彩的进球和经典的比赛；但同时，它也讲述了足球作为自我标榜、权力寻租工具的一面，讲述了足球在国家建构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足球愈加成为各国谋求国际地位之手段的现状。
从诞生之初，世界杯所承载的意义，就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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