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砸掉门牙伪装乞丐传递绝密情报，中央收到后为何果断决策长征计划？ 1934年10月中旬，庐山被秋雨洗得云雾缭绕，山间隐约传出军号。此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方案正在会场尘埃落定，措辞冷冰冰，却句句攸关生死。蒋介石用手指敲着桌面，“这次，必须把他们一网打尽。”坐在靠后排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没抬头，只在心里记下了每一道防线的坐标。 外界只盯着正面战场的枪火，少有人留意一条更隐秘的战线——情报。那年头，电报线被严控，驿道设卡密布，任何一张图纸、一个电码，都可能决定数万人的去留。红军在赣南腹地鏖战已久，兵员与粮草捉襟见肘，假如再陷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莫雄暗里向党组织递过的信息很清晰：重兵合围、碉堡封锁、中央苏区被划成九块，“铁桶计划”最迟两月合拢。文件分量太重，必须有人带着详情赶往瑞金。挑选信使的标准只有一句——“能活着到达。”名单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人：项与年。 项与年曾随红一方面军转战闽赣，膝上有伤，腿脚略跛，却心思细密。他接过帆布包，翻看那本夹着密码页的破旧词典，沉默良久。夜色里，莫雄低声说：“老弟，保住命，最要紧。”项与年轻轻点头，“放心，见不到中央，这口气我也咽不下。” 为了不让“特务相”一眼识破，项与年决定把自己改造成叫花子。他走到祠堂后的空地，抄起铁杵，猛地一磕，四颗门牙应声而落。撕碎的嘴角立刻渗血，可他只是漱了口，随手抓起把草捂住。疼？当然疼。可比起十几万红军的前途，这点疼算什么。 他把情报拆成两部分：一份缩微电码藏进字典页角，用四角号码检索；另一份用拇指大的胶囊封好，绑在破布腰带里。然后，穿上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短褂，沿着兴国、会昌的山道往南潜行。岗哨遍地，土匪也不少。一次查哨，哨兵喝道：“哪儿来的叫花子？”他咧嘴一笑，露出豁口，“讨碗饭吃。”哨兵嫌他口臭，挥手放行。疾行三百余里，夜宿荒庙，日伏丛林，他靠半截甘蔗和两块红薯挨过七天。 11月上旬，他终于抵达瑞金。中央首长接过那本看似破烂的字典，翻到约定页码，密文一行行显现。“敌主攻方向变了！”周恩来眉头紧锁，立即召集各纵队负责人。会议室里短暂沉默后，只听李克农压低声音：“敌左翼空虚，我们向西北突围或是一线生机。”有人犹豫，“这么走，能突破吗？”周恩来答得干脆，“必须赌，信息可靠。”挂图在煤油灯下泛黄，新的行军箭头已指向乌江。 一个月后，中央红军跃出封锁圈，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来人们把这步棋称为“战略转移”，却少有人知道，那纸薄如蝉翼的《剿匪手册》在背后推了一把。没有它，敌军在湘赣边的钢轨与碉堡很可能提前收紧，西进路线便成死路。 项与年未跟随主力北上。他接到新的指令：潜回上海，负责情报电台联络。说走就走，他用半截口琴藏电码，与日伪、与暗线周旋多年。一次深夜，电波被敌台捕捉，他在屋顶连换三次频率，才把情报打完。侥幸逃脱，他拍着同伴的肩膀调侃：“命大，还得干到胜利。” 1949年秋，他已是头发花白，再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时，已难以咬动热馒头，只笑说：“牙是当年留在兴国了。”1978年10月，他病逝于龙岩，遗体告别那天，老战友们默默立正敬礼。有人念起当年毛泽东的评语：“无声功业，自有史书作证。”这句话，不只写给项与年，也写给每一位在暗处燃尽自己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