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委员长上书力陈公共食堂的弊端1961年5月9日，朱委员长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

朱委员长上书力陈公共食堂的弊端

1961年5月9日，朱委员长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四川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在食堂做一道，打饭回家还得再烧火加工一道，人力物力都浪费得厉害。陕西那边反映更强烈，多数群众愿意回家做饭，少数人愿意继续在食堂吃。群众总结食堂有“五不好”：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那边更直白，一口气列了十一个“砸”——眼熬砸了、会开砸了、批评挨砸了、群众整砸了、劳动力费砸了、树砍砸了、牲口草烧砸了、锅打砸了……

那时候，从1958年秋开始，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公社食堂的热潮。最高峰时，340万个食堂遍布各地，九成农村人口都在食堂解决一日三餐。

口号说得好听——“吃饭不要钱，老少尽欢颜”。可真实的体验呢？从“五不好”到“十一砸”，字字都是老百姓磕磕碰碰攒出来的心里话。

朱委员长的这封信，看着是谈吃饭问题，背后却戳中了那个年代最要害的东西：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今天回头看，与其说是公社食堂（“大锅饭”）失败了，不如说是一场关于“乌托邦”的实验走错了方向。

办公共食堂本来有几个美好的愿望：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大家吃得一样好、体现红色主义的集体精神。但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敞开肚皮吃饭，粮食哪儿来？没几个月，不少食堂连明年的种子粮都吃光了。饥饿逼着食堂限量供应，结果就是“吃不够标准”，老百姓饿着肚子还要到食堂打卡。

“大锅饭”与1959年至1961年间“三年困难时期”的时间线几乎可以说是重叠的，“大锅饭”是加剧这场危机的一个关键“人祸”因素。

到了1959年底，有的地方出现浮肿病，中央相关调查汇报说，豫东地区允许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就下降了四到五成。这个数字有多刺眼，不用说大家也明白。

更关键的是，办什么食堂、谁来办、怎么办，很多时候不是群众说了算。当时把赞成和反对公社食堂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反对的人可能被扣上“右”的帽子。

锅砸了、灶拆了，人被赶到食堂吃饭，不是因为你愿意，而是因为上面要求你这么做。一个连吃饭都要被安排的人，哪来的积极性？难怪朱总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说到底，“大锅饭”之所以走不下去，不是因为老百姓“觉悟不高”，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人对自己吃饭的事最上心。

不管是“两道烟”还是粮食紧张，核心都是资源配不拢、劳动效益上不来。而强行维持那种大同世界式的理想，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好在朱委员长这封信和前后的调研起了作用。1961年5月底到6月初，官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就是“六十条”），正式解散公社食堂。

老百姓终于可以把还没有拿去炼钢铁的锅碗瓢盆从食堂搬回自家灶台。虽然真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得等到八十年代才全面推开，但至少，一家人烧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围坐一块儿吃顿舒心饭的权利，还给了农民。历史上的浪花神23任务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