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美军为了进行一项秘密研究，竟然强迫十名带有梅毒的美女，和上千名囚犯同处一室，原因却令人发指，细思极恐！ 就在这一年的12月9日，纽伦堡法庭正式开庭，对23名纳粹医生展开审判。卡尔·布兰特等人在集中营里对囚犯实施高空低压实验、冻伤实验，控诉材料堆满了法庭桌面。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审判上，却没人注意到，一群美国医生正悄悄登上了飞往危地马拉的航班。 领队的是约翰·卡特勒，刚从哈佛拿到医学学位，三十出头，整个人看着文质彬彬。但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交给卡特勒的任务，和纽伦堡法庭上正在审判的那些事，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二战结束后，美军士兵在海外染梅毒的人数居高不下，政府急需验证青霉素的防治效果，但在本土拿活人做实验，政治风险太大。于是危地马拉成了选择——那里贫穷，政府急需援助，规则是灵活的。 卡特勒的团队在危地马拉城郊建起临时实验室，很快锁定了实验对象：监狱囚犯、军人、精神病患者，还有孤儿院的孩子。起初的方案是"自然传播"——花钱雇来女性，注射梅毒螺旋体后安排卡特勒等人送进监狱与囚犯接触。 效率太低，卡特勒改了方案，直接用手术刀在受试者手臂、脸部或生殖器上划开伤口，把病菌溶液滴进去，有时用腰椎穿刺针把病菌直接打进脊髓。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体温、皮疹、溃疡的数据，但被列入"对照组"的人从来没被治疗过，任由病情发展到失明、瘫痪。 1947年8月，纽伦堡法庭宣判，布兰特等7人被处以死刑，法庭颁布了《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写得明明白白：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卡特勒清楚这份法典的存在，没有停下来。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危地马拉实验收尾后，卡特勒并没有离开这个领域。1950年代，卡特勒加入了另一个项目——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这个项目早在1932年便由USPHS在阿拉巴马州梅肯县启动，399名黑人男性梅毒患者被全程蒙在鼓里，研究者从未告知受试者真实病情，也从未提供任何治疗，只是记录梅毒如何一步步把人推向死亡。 1947年青霉素已能治愈梅毒，研究者却主动阻止受试者获得治疗，甚至与征兵机构合作，确保这些人在战时不会因服役接受体检。1969年的内部会议上，卡特勒仍力主研究继续，不应提前叫停。 "一个人一旦把良知交出去，就再也找不到退路了。"——这句话放在卡特勒身上，分毫不差。 危地马拉的实验档案在卡特勒去世后捐入匹兹堡大学，沉睡了几十年，无人过问。 直到2010年，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教授苏珊·里弗比在研究塔斯基吉事件时，偶然在匹兹堡档案馆里发现了卡特勒留下的实验笔记和来往信件。里弗比随即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报告，并发表学术论文，这段历史才第一次被公开呈现在世人面前。 同年10月，奥巴马总统亲自致电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道歉，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卫生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这些实验明显违反伦理。 2011年，总统生命伦理研究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确认受感染人数至少达1308人，其中至少83人直接死于实验并发症。 而卡特勒本人，已于2003年以87岁高龄去世，仕途顺达，桃李满天下。那几箱实验笔记在档案馆里安静地躺着，等待着某个人把它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