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十位大将中，黄克诚是最特殊的一个，只有他高度近视到了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三尺之外人影的地步——身体条件最不像武将的人，偏偏在十位大将里排名第三。 仅次于"战神"粟裕和有着"徐老虎"之称的徐海东，生生压过了在黄埔军校就名满天下的陈赓，就连毛泽东这样阅人无数的领袖人物，也因敬重他的资历和威望，亲口尊称他为"黄老"。 这份资历，不是靠熬年头积出来的，是黄克诚一次次在关键时刻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出别人没想到的判断换来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一片沸腾。黄克诚彼时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手下有三万五千余名官兵，是新四军里装备相对齐整、战斗力较强的一支主力部队。 消息传来的当口，多数将领都在盘算如何在关内巩固现有的根据地，讨论的话题大多落在已经打下来的地方怎么守、怎么经营。黄克诚没有在这些话题上多停留，注意力已经放到了更北边的地方。 黄克诚盯着的是东北。那片幅员比关内大得多、工业底子也更厚实的土地，苏军刚刚撤离，大量日军遗弃的物资和装备还没来得及清点，国民党的力量也还没有全面铺展开，局面悬而未定。 黄克诚的判断直截了当：谁能抢在对手之前站稳东北，谁就在此后可能到来的全面决战里握住了先机。黄克诚当即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拍发电报，力主速派重兵北上，时机不等人。 电报发出，黄克诚没有在原地等指令落地，自己先把行军的准备做起来了。1945年9月，黄克诚率第三师官兵从苏北盐城、阜宁一带整装出发，穿越山东，取道胶东半岛渡过渤海，跋涉数千里，于同年11月抵达东北锦州、义县一带。 这支部队后来整建制并入东北民主联军，成为林彪所部的骨干力量之一，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留下了份量不轻的印记。历史正明，黄克诚当年那封电报和那次果断北进，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走向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向中央直言"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被扣上了向党进攻的帽子，会议气氛骤然收紧，各方都在揣摩风向，多数人都在观望。 有人私下悄悄找到黄克诚，话说得很直白：只要在会上出来表个态、和彭德怀划清界限，眼前的麻烦自然就能绕过去。黄克诚沉默了片刻，只回了一句话："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 这句话一说出口，黄克诚的处境便基本定形了。庐山会议结束，黄克诚被认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全部撤销。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黄克诚被多次拉上批斗台，遭受人身侮辱。黄克诚本就高度近视，在被强迫弯腰低头的批斗姿势下，眼部承受的压力极大，视力急速恶化，右眼因长期得不到正常医治，最终不得不摘除。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留下的诗句，放到黄克诚身上，是合适的。1970年代初，黄克诚被下放山西，处于严密监控之下，没有任何工作权限，连正式文件都不准接触，过着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日子。 就这样，黄克诚靠着残存的左眼视力，每天拿放大镜一页一页地读书，研究历史。有人问为什么还要看，黄克诚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弄清楚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话听起来执拗，实则是黄克诚在那段岁月里撑下去的方式，旁人或许费解，黄克诚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1977年，黄克诚从山西回到北京就医，此时右眼已全无，左眼视力也所剩无几，连路都要人搀扶着走。胡耀邦三次登门，诚恳的请黄克诚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 黄克诚摆了摆手，自嘲道："我上看不见天，下看不见地，中间看不见人，一个瞎子怎么工作？"言下之意，是要推辞。最后是陈云亲自上门，说党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老同志这个时候理应站出来挑担子，黄克诚思虑再三，才点了头。 出山之后，黄克诚面对的头一件棘手事不是彻查什么案子，而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态度清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根本性的，没有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领导，党和军队能否生存下来都是问题。 但毛泽东晚年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能拿维护形象当借口绕开。这一立场后来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认可，成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七开"评价框架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摘掉眼镜看不清三尺以外，黄克诚却用了整整一辈子，把别人不敢看、不愿看清楚的那些事情，一件一件说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