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就突然停住了手说：“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 那一年，全面抗战的阴云已经压了下来，香港表面繁华，暗地里却处处透着不安。徐悲鸿到香港，并不是为了享清闲，他在筹办画展，也在为抗战奔走筹款。 对他来说，画笔不只是谋生工具，也是支援国家的一种方式。就在这段时间，有朋友告诉他，一位德籍人士手中有几箱中国古画，因故准备出售。 乱世之中，许多中国文物流散海外，能不能遇到真正的珍品，全靠眼力，也靠运气。徐悲鸿听后立刻前去察看。他一箱一箱翻看，神情始终平静。 直到第三箱打开，局面突然变了。一卷古旧绢本慢慢展开，淡墨线条牵出一队人物，衣带飘举，神态庄严，整幅画没有浓烈设色，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气势。 徐悲鸿看得很久，随后便决定，后面的不必再看，他只要这一件。这幅画，后来被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画中共有八十七位神仙人物，队列舒展，衣纹流动，线条圆转有力。 懂画的人都知道，人物画最见功夫，尤其是白描，几乎没有遮掩余地。一根线软了，人物就塌了；一根线乱了，气韵就散了。 徐悲鸿真正被震住的，正是那些线条。它们不是简单勾边，而像带着风，从绢面上流过去。 中国绘画史上常说吴道子的“吴带当风”，讲的就是这种衣带飘动、气势飞扬的风格。徐悲鸿据此判断，这幅画极可能与唐宋传统有密切关系，是极为罕见的重宝。 为了得到它，他付出的代价很重。据相关资料记载，徐悲鸿最终用1万元现金，加上自己7幅作品，才把这卷画买下。 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一个四处办展筹款、又身处乱世的艺术家来说，这几乎等于把手边能拿出的东西都压了上去。 买回之后，徐悲鸿对它极为珍视。他为这幅画钤上“悲鸿生命”印。四个字分量很重，不像普通藏印，倒像是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同这卷画绑在了一起。 万万没想到，这个印后来竟成了最刺痛他的地方。乱世藏宝，最怕一个“失”字。1942年前后，徐悲鸿在云南一带继续为抗战筹办画展，也继续带着自己珍爱的藏品奔波。 那时后方并不安稳，空袭、迁徙、物资困难，都是日常。就在这期间，《八十七神仙卷》连同一些书画藏品被盗。这一下，几乎打在徐悲鸿心口上。 这幅画不是买来装点门面的古董，也不是等着升值的私产。它在徐悲鸿眼里，是中国绘画传统的一截根脉。 得而复失，对他来说不仅是财物损失，更像是自己没有守住一件民族文化的信物。接下来两年，他一直没有真正放下。 外人也许觉得，一幅画再贵，也不过是画，可徐悲鸿很清楚，很多文物一旦流入黑市，可能一辈子再也找不回来。 更绝的是，转机出现时，等待他的不是惊喜，而是一道更难过的坎。1944年，消息传来，《八十七神仙卷》在成都一带露面。 徐悲鸿终于看见了希望，但持有者提出的条件极其苛刻：需要20万银元，并附加徐悲鸿的画作。20万银元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远远不是普通人能想象的数目。 亲友知道后，多半都会替他捏一把汗。一个画家，身体不好，还在战乱中奔波，哪里去凑这么多钱？更何况，这幅画当年买来已经花了重金，如今再花十几倍、二十倍去赎，听上去实在不划算。 可徐悲鸿偏偏没有按“划算”来算。他开始筹钱，变卖、借贷，想尽办法。同时，他还要拿出自己的画作作为条件之一。 对于画家来说，作品也是心血，可在《八十七神仙卷》面前，他顾不上这些。最后，他终于把这幅失而复得的国宝重新迎了回来。 但画卷打开时，徐悲鸿心里并不轻松。那方“悲鸿生命”印和部分题跋已经遭到损毁，像一道伤口留在画的命运里。 幸好，主体画面仍然保存下来，八十七位神仙依旧衣袂飘动，气象不减。从这一刻起，这幅画在徐悲鸿心中的位置更加特殊。 它经历过流落，也经历过被盗和赎回。它身上有艺术之美，也有乱世之痛。徐悲鸿守住的，不只是自己喜爱的藏品，更是一段不能断掉的文化记忆。 1953年，徐悲鸿病逝，年仅58岁。按照他的遗愿，夫人廖静文后来将徐悲鸿的作品、藏品和图书资料等无偿捐献给国家。 《八十七神仙卷》也进入徐悲鸿纪念馆，成为重要馆藏。曾经让他倾尽所有的画，最终没有留在私人手中，而是回到了公众面前。 今天再看这段往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只是金额。1万元加7幅画，后来又是20万银元，这些数字当然惊人，可真正沉甸甸的，是徐悲鸿在乱世中守护文化的那股劲。 他爱画，更懂得一件国宝背后连着民族的审美、记忆和精神。徐悲鸿的一生有很多故事，《八十七神仙卷》只是其中一段，却最能看出他的赤子之心。 个人收藏终有尽头，民族文化却要有人接力守护。 （信源：徐悲鸿视为生命的一幅画：慧眼识得吴道子真迹——2011年03月13日辽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