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四次交战三平一负，仅有一场全力以赴，而武松出手也只能取得一场胜利！ 宣和元年初夏，汴梁城外的御河渡口，一名光头汉子正抱膝而坐，唉声长叹。挑担脚夫见他肩膀阔得像铁门板，忍不住问：“师父，可要搭话？”和尚只回一句：“肚里空空，出拳便没了底气。”一句话，道尽他行脚江湖的窘迫——此人正是后来震动梁山的花和尚鲁智深。 人们惯把鲁智深与武松并称，却忽略两人行事逻辑天差地别。鲁智深是官府出身，做过提辖，手里的水磨禅杖重达八十来斤，可在他看来，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武松则不同，自保之外还带着仇恨与血火，雪花双刀一抬，就是干净利落的生死判决。正是这种底色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上阵时“打法不一样”。 那年饥肠辘辘的鲁智深撞进瓦罐寺，遇上崔道成和丘小乙。一个持戒刀，一个玩铁哑铃，都是本地恶僧。鲁智深接连击翻几个泼皮后却觉眼前发黑，丘小乙趁隙从背后抡杖偷袭，重击落空的刹那，他只得翻身避让，最终退出寺门。饿导致的腿软，让这一战成了他唯一的失手。若换作方才吃饱喝足，结局未必如此，但鲁智深转身离去时，却未回头骂一句，可见他并未把胜负看得生死攸关。 与将门子弟的较量更能显出他的另一面。二龙山前，杨志横刀挡道；桃花山上，呼延灼纵马上阵。双方各使家传兵器，一个使刀似行云流水，一个马上摆连环马。鲁智深举杖迎击，每一次硬磕都似撞洪钟，声音震破山林。三十余合后，两方同时收兵。史书中常说“战不胜则筹”，可他却大笑道：“好本事，再打便伤了和气。”杨志也拱手：“洒家佩服。”呼延灼更是勒马而赞，“好禅杖！”于是对手成了袍泽，梁山因此多了两员猛将。这两场平局若让武松顶上，或许会留下血迹而不是笑声，队伍却未必多得强援。 最惊心动魄的，是杭州清水潭边那一杖。邓元觉号称“宝光”，以金钵闯军阵，声势犹如铜雷。宋军折损惨重，呼延灼、欧鹏挨了一记便退下。鲁智深脱下直裰，膀臂青黑，独自迎去。两条大汉杖钵相交，火星四迸，水声山响，四五十合不分胜负。“和尚，再来！”邓元觉喝道。“来便来！”鲁智深暴喝，脚踏水花把禅杖当铁龙甩出，硬生生震散钵影，却也被反震得口鼻出血。武松随后赶至，长刀横削，才逼得邓元觉溃退。那一夜，军中都知花和尚第一次真拼了命。 有人统计过，鲁智深一生刀下不过寥寥几人——郑屠、邓龙、崔道成和战乱中误伤的夏侯成。对比武松血洗鸳鸯楼、醉杀张都监的“杀红了眼”，差异显而易见。原因在何处？一是身份。鲁智深曾是官军，他习惯了“擒拿为上”，打散则收，生擒交差即可；武松原本小吏，本就被体制抛弃，因而宁可玉碎，不肯瓦全。二是人生阅历。鲁智深诛郑屠后便被逼为僧，旋即漂泊各地，真刀实枪的江湖仇杀经历有限；武松却一步步踩在血泊里爬到梁山，杀与被杀成了日常。三是价值取向。鲁智深在五台山敲木鱼三年，看惯人世苦痛，心里生出慈悲。他能把智取的黑旋风收为“兄弟”，也能放过被打服的对手。而武松的选择更简单：留下的敌人等于隐患，不如斩草除根。 当然，这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水浒传》对人物光谱的一次拉伸。鲁智深的克制，让庙堂武人跌落江湖之后仍保有一丝军纪；武松的决绝，则为草莽英雄代言。正因为此，一部书里才有阴谋、有豪情，也有悲悯。 试想，若让武松替鲁智深立足瓦罐寺，他八成会在饥饿中也拼命砍翻两僧，可二龙山、桃花山那两位将门之后，或许从此尸骨无存；梁山却将失去两大支柱。反之，让鲁智深去闯飞云浦、斗蒋门神，只怕还会多几位“活口”，也未必就能为施恩夺回快活林。不同的路径，导向不同的故事，这正是英雄谱里耐人寻味之处。 宋人评书有云：“劲敌易逢，知己难得。”鲁智深的四场硬仗里，输给了身体，平在性格，也赢得了朋友。若说他只在清水潭竭尽了力，不如说那一刻他看见战火涂炭，终于卸下僧袍，恢复了旧日提辖的职责——为兵卒拼命，而非为自己扬名。这份大开大阖的担当，使他在读者心中另有一份温度，与血雨腥风的武松并立，却各有英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