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大校曾指出：一个"死不改"的陋习，是我们近代屡败不胜的根本原因。这句话真正该怎么理解？不是鼓吹谁去冒进，也不是把民族性格简单骂一遍。它指向的是一个更硬的问题：近代中国常常输在"看见危险，却还把危险当成可以拖一拖的麻烦"，这才是最要命的战略迟钝。 1931年4月，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因一起土地租赁纠纷起了乱子。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争一条水渠，本是地方民政事务。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却以"保护帝国臣民"为由强行介入，派出武装警察进驻现场，7月1日直接向中国农民开枪。 事情还没就此结束。日本特务机关随即在朝鲜半岛散布中国军队屠杀朝鲜侨民的假消息，引发朝鲜各地连续的排华流血事件，上百名华侨因此丧命。 制造这一切的日方，却始终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站在舆论的高处。 中国地方当局察觉到了挑衅，却依旧压低调子，试图局部交涉平息事态。没有人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系列预谋的开头。 同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大尉中村震太郎乔装成农业学者，潜入大兴安岭索伦一带，绘制军事地形图，刺探东北军兵力部署。 6月26日，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在掌握人证物证后，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 这本是依据国际惯例处置间谍的正当行为，日本军部却把它当成了发动舆论的绝佳素材。消息泄露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声浪迅速沸腾，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板垣征四郎以此为由，完成了战前最后一轮动员。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军自行炸毁柳条湖路段铁轨，随即以此为口实向北大营发起进攻。东北军收到的命令只有一条：不许抵抗。第七旅六二○团团长王铁汉没有等命令，独自下令还击，打出了当晚唯一一声反击。 两个月后，在黑龙江省，出现了另一个不肯低头的人。 日军拿下辽宁、吉林后，以修复嫩江铁桥为由，将部队逼近黑龙江省境。1931年10月，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 马占山接手的局面几乎无从收拾，没有援兵，没有重炮，麾下只有一支装备陈旧的地方守军。马占山在省防会议上撂下一句话：守土有责，不能做降将军。 11月4日，日军出动轰炸机和装甲部队，对嫩江北岸守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还击，江桥抗战就此打响。 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中国守军坚守阵地半个多月，多次打退日军的集团冲锋，甚至和对方展开白刃近战，歼灭日军数百人。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建制的有组织抵抗。南京发来的，是一份嘉奖电报，仅此而已，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把另一张牌押到了日内瓦。 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控诉，要求出面制止日本侵略。 南京的逻辑是：只要中国不开枪，国际公理自会主持正义。国联确实通过了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却没有任何强制执行的手段，日本置之不理，继续向纵深推进。 1932年1月，以英国人李顿伯爵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成立。 调查团走得很慢，1932年4月才抵达东北。这段时间里，日本已完成对东北三省的全面占领，并于1932年3月扶植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 中国在等待与观望中，一步步关上了自己挽回局面的窗口。等来的那份报告，对眼前的现实已毫无改变的余地。 这条从万宝山到江桥、再到日内瓦的历史线索，印证的正是戴旭所说的那个病根：危险一再发出信号，却一再被当成可以拖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