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妻三妾，后来，《婚姻法》要求夫妻为一夫一妻制。他是清末醇亲王之子，光绪帝的弟弟，身份尊贵，早年家里一直是一妻三妾，四位夫人相伴多年，一家人相处和睦，从没有过什么大矛盾。他就是溥仪的叔叔，载涛！ 主要信源：（中华网——溥仪七叔有一妻三妾，新社会要求一夫一妻，他只说五个字解决） 1950年，北京的阳光洒在院子里，载涛手里那本《婚姻法》已经被摩挲得卷了边。 这位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曾经的涛贝勒，此刻正面临着人生中最棘手的一道选择题，一夫一妻。 家里还有三位姨太太，这在新社会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他没有去找那些前清遗老商量怎么钻空子，也没有在家里摆架子发脾气。 而是像个小学生一样，把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 当他读到“男女平等”这四个字时，心里那团乱麻忽然被剪开了一个口子。 他没有急着分家产，也没有急着赶人走，而是把三位女士叫到跟前，指着那四个字说，“以前，是我对不住你们。” 这句话一出，院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所有人都没料到。 他没有谈去留，而是问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听起来很奢侈的问题，“你们如果不做姨太太了，想干点啥？” 这轻轻一问，把三个女人的命运从依附者变成了选择者。 曾经在戏班唱过青衣的刘姨太，手指下意识地绞着手绢，眼里的光却亮了起来，“我这嗓子还在，想去戏园子。” 载涛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托人把市评剧团的团长请到了家里。 一段《苏三起解》唱罢，团长拍着大腿叫好，当即拍板录用。 后来，戏园子门口的海报上印着大大的“刘老板”，她站在台上接受掌声时，腰杆挺得比在深宅大院里任何时候都直。 管账一把好手的张姨太，几乎是脱口而出，“我算术好，想进银行当会计。” 载涛知道她没文凭，也不废话，自掏腰包给她报了夜校扫盲班。 白天认字，晚上噼里啪啦打算盘，三个月后，她硬是考进了人民银行。 穿上蓝色工装，每个月攥着自己挣的工资袋，她脸上的笑，踏实得让旁人羡慕。 最年轻的李姨太，原本是被买来的丫鬟，说话细声细气，总习惯低着头。 她怯生生地说，“我想认字，想读书。” 载涛把自己的书房腾了出来，请了隔壁小学的老师来教课。 1年后，她考上了女子师范。 再后来，孩子们清脆地喊她“李老师”，那个曾经模糊的“姨太太”称呼，彻底消失在了时光里。 载涛这辈子，活得像个被时代推着走的陀螺。 1887年出生，他是光绪同父异母的弟弟，生母刘佳氏惹怒了慈禧。 他三岁就被过继出去，十一岁又被改继给已故的钟郡王，在王府里和下人一起生活。 这种颠沛流离的童年，让他养成了胆小谨慎的性格，但也磨出了他对政治的一身反骨。 他不爱勾心斗角，只爱马和戏。 后来跑去法国学骑兵战术，成了国内数得着的驯马专家，画马也是一绝。 他的婚姻也是一桩奇事。 慈禧指婚，让他娶了比他大两岁的姜婉贞。 这桩婚事倒是难得的美满，姜婉贞知书达理，两人感情深厚，载涛20年没纳妾，这在王爷堆里简直是异类。 可惜命运弄人，六个孩子只活下来三个，姜婉贞因此大病一场，落下足疾。 为了照顾家里，载涛才收了丫头周妙云和金孝兰。 周妙云机灵能干，金孝兰老实忠厚，三人相处和睦，这在那个年代实属难得。 后来他又娶了唱大鼓的王乃文，因为王乃文不能生育，载涛也不介意，依旧待她很好。 载涛虽然胆子小，带兵打仗能被吓哭，但大是大非上从不含糊。 溥仪请他去伪满洲国当官，他一眼看穿那是当汉奸，坚决不去。 日本人土肥原贤二亲自上门威逼利诱，他愣是没松口。 他的女婿是阿拉善旗的亲王，他亲自写信劝女婿起义，促成了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政协委员，还被聘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和战马打了一辈子交道。 当1950年面对《婚姻法》时，他没有像其他遗老那样哭天抢地，而是从这四个字里读出了新时代的真谛。 他给三位姨太太选择的钥匙，名字叫“自立”。 而门后的路，是她们用各自的本事，嗓子、算盘、求知欲，一步步走出来的。 后来有人问他，就不怕她们飞了不回来？ 载涛抽着旱烟笑了，说以前是把她们圈在院子里，现在她们能飞了，凭啥拦着。 她们过得好，他脸上也有光。 周妙云因为觉得自己被“抛弃”，没多久就郁郁而终。 金孝兰陪着他走完了后半生，两人先后离世。 王乃文最有出息，她没有再嫁，凭着文化参加了工作，还当了市政协委员，一直活到2003年。 载涛的故事，常被当成一段趣闻，但它其实是一个关于尊严与选择的样本。 从“某某的附属”到“刘老板”、“张会计”、“李老师”，称呼的改变，是灵魂的松绑。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载涛在自家院子里，用一本小册子和一句问话，轻轻地、有力地，把三个女人的命运，转向了一个更开阔的方向。 这不仅仅是解决家事，这是一个旧时代的贵族，对新时代最真诚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