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统特务陈梦麟酒后失言，拍着同僚张一锋的肩膀炫耀：“礼拜五去大使馆抓共党大鱼。”他根本不知道，对面的张一锋正是地下党。 1947年的某个周三晚上，夫子庙旁边的酒楼包厢里，四个空酒瓶歪倒在桌角，陈梦麟喝得舌头打结，整个人软塌塌靠在椅子上，他一把抓住对面张一锋的胳膊，压低声音说：“这个礼拜五，去美国大使馆后门抓地下党，这回是条大鱼，何馥麟”。 张一锋手里稳稳提着紫砂茶壶，给陈梦麟倒了杯茶，他划根火柴给对方点上烟，顺口问了句：“几点动手”，“礼拜五下午三点，换班的时候”陈梦麟说完，头一歪，直接趴在桌上睡死了，张一锋看了眼手腕上的罗马表，晚上十一点，离礼拜五下午三点，时间不多了。 他把陈梦麟送回家，确认人睡死了，转身出门，穿过两条巷子，确认身后没人跟着，走到一处普通民宅门前，抬手在门板上敲了三短一长，门轴转动，地下党联络人卢伯明拉开一条门缝，张一锋侧身闪进屋里，把刚听到的消息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一遍。 卢伯明点点头，穿上黑色大衣，戴好帽子，推开后窗翻身出去，消失在夜色里，礼拜五下午三点整，美国大使馆后门没有动静，三点一刻，还是没人出来，陈梦麟坐不住了，带着特务翻墙进去，一脚踹开何馥麟的办公室。 房间里空无一人，办公桌的抽屉全被拉开，文件清空，墙角的铁皮垃圾桶里，还有一堆刚烧成灰的纸屑，桌子正中间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下面压着一张白色信纸，陈梦麟移开烟灰缸，拿起信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八个大字：“时间会揭示真相”。 陈梦麟双手用力，把信纸撕成碎片，狠狠砸在地上，周一上午，陈梦麟推门大步走进张一锋的办公室，双手重重拍在桌子上：“何馥麟跑了，有人泄了密”。 张一锋放下咖啡杯，抬起头，表情平静：“你是在怀疑我，要不我们现在去常局长办公室，好好聊聊上个礼拜三晚上，是谁喝醉了酒管不住自己的嘴”，陈梦麟没有任何证据，而且张一锋是常云樵的亲信。 要是常云樵知道他酒后泄露了绝密行动，按中统的家法，他会被直接枪毙，陈梦麟无话可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张一锋能坐在这里，全靠1946年中统高层常云樵递来的那张特别通行证，他借着这张证件打入中统情报站，但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 他把自己拆成两个人，白天穿中山装在区党部上班，跟特务们点头哈腰，到了晚上，换身粗布衣服，钻小巷、串胡同，把一个个紧急消息悄悄递到地下党手里。 1947年秋天，金陵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杨寿南被盯上了，散会当晚，校门口就围满了宪兵，张一锋让人捎信给在金陵大学读研究生的尚渊如，尚渊如混进被围得像铁桶一样的校园，在布告栏背面写了一行字：“母病危速回”杨寿南一看就明白了，趁着夜色翻后墙跑了。 后来还是有十多个学生被抓，张一锋带着学生自治会的人闹起来，往报社递消息，堵着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门喊口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有一回，周一凡、汪洋从特务堆里摸出来一份“黑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四百多人，连涂长望、梁希这些大教授的名字都在上面。 张一锋揣着名单往卢伯明家跑，路上遇到三次盘查，他把名单折成小方块塞进鞋底，硬是没让人搜出来，后来这些人分批转移，涂长望临走前给张一锋留了本笔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1948年底，张一锋家里多了两个大皮箱，锁得死死的，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图，哪座桥埋了炸药，哪个阵地架了重炮，标得清清楚楚。 1949年4月，解放军快打到长江边了，张一锋脱下中统的西装，赶到芜湖，打开仓库，把枪支发到工人手里，工人护厂队在厂区周围架起机枪。国民党的爆破队看到严阵以待的工人，没敢靠近，仓皇撤退。 4月23日那天，解放军第十军开进芜湖，李步新政委握着张一锋的手，手心全是汗：“我们终于和地下党胜利会师了”，同一天，马常卿在南京听着远处的炮声，把藏在家里的红旗悄悄挂了出来。 张一锋总说自己就是个“二传手”，球从别人那传过来，他再稳稳当当送出去，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最考验本事，接不稳就砸了，传慢了就误事。信息来源：我只是个二传手——父亲张一锋讲述的地下情报斗争片段——南京党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