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4日下午，在西安某条偏僻的小巷里，一群染着黄毛的人正在殴打一个高中生，当高中生被打得奄奄一息之后，这群黄毛扬长而去，只剩高中生倒在一片血泊中。 1998年11月14日，西安下着雪，17岁的高明推着父亲新买的自行车，拐进一条小巷，迎面撞上了七个黄毛混混，砖头和棍子像雨点一样砸下来，少年倒在血泊里，施暴者拍拍屁股走了。 这场暴行的幕后主使，是高明的同班同学王星，一个因为嫉妒同学家境和人缘，掏出200块钱雇凶的14岁少年，路人把高明送到西安交大二附院，值班医生看了一眼，判断是“皮外伤”，简单包扎就让回家了，父亲高德隆想拍个片子，医生不耐烦地拒绝了。 当晚，高明开始剧烈呕吐、高烧昏迷。再次送医时，脑出血和脑组织肿胀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1998年11月15日，这个17岁的生命永远停住了，高德隆的世界塌了，妻子精神崩溃，整天对着空房子自言自语，他自己提前内退，抱着酒瓶守着儿子的骨灰盒发呆，1999年3月，法院判决下来：主谋王星因未满14岁，免除刑事责任，只罚了3000块钱。 其他六个打人的，最重判14年，最轻送工读学校，民事赔偿加起来，5万4千块，高德隆在法庭上炸了，骂这是“人渣保护法”，但不管他怎么告，结果都没变，他去陕南一座寺庙做了居士，剃度、挑水、念经，想用五年时间化解仇恨。 2003年，他鼓起勇气联系王星的父亲，只求一句道歉，对方的回应是：“钱也赔了，处分也背了，你还想怎样”，这句话，击碎了五年的隐忍，高德隆还俗了，回到西安，偶然看见当年那个未满14岁、没坐牢的混混，对方笑得无忧无虑，早就忘了他。 那一刻，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讨说法”，他利用退伍军人身份，谎称炸鱼，从潼关炸药库骗来TNT和雷管，在租来的房子里，他做了12枚炸弹，还自制了一把左轮手枪，炸弹被伪装成春节礼盒，目标锁定七个施暴者的家，以及那家“抢救不力”的医院。 2004年大年初五夜里，他把炸弹放在了八处目标门口，初六爆炸声接连响起，医院门诊楼数百块玻璃震碎，多名病人和护士受伤，居民区房屋损毁，无辜路人被波及，万幸的是，公安及时排查，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高德隆被抓时，表情麻木，全盘供认，他只说了一句：“法律没给我公道，我就自己讨”，2004年8月，西安中院以爆炸罪判他死刑，帮他搞炸药的朋友也被判了刑。 2005年1月，52岁的高德隆被执行枪决，临终前还在念叨儿子的名字，从1998年到2005年，七年时间，两个家庭彻底毁了，没有赢家，一个14岁少年的200块钱，毁掉了17岁同学的命，一句到死都没等到的道歉，逼得一位父亲走向极端，连累了无辜的人。 这起案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未成年保护制度的悖论、司法温情的缺失、医疗失误的蝴蝶效应，还有民用爆炸物管控的漏洞，28年过去了，悲剧依然在提醒我们：对别人多一份善意，对规则多一份敬畏，对生命多一份尊重。信息来源：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