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想当常任理事国？先把东京审判这张 "洗白票" 吞回去再说！ 1946年5月3日，东京市谷的原陆军士官学校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11名来自同盟国的法官端坐堂上，要给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甲级战犯定罪。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对25名甲级战犯公开宣判，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这本来是一场迟到的正义，一次对战争罪行的彻底清算。 可偏偏有一个法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唱了一出举世震惊的反调。他不是日本人，他来自印度。 当时英国为了在审判中突出自己的战争贡献，提出法官中应加入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印度就这样意外获得了提名一名法官的资格。于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被派往东京。 帕尔这个人履历不差，1888年生于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大学法学博士，还曾应邀出席海牙比较法国际会议并担任法律哲学组总报告人。可学识归学识，立场归立场。 1946年5月17日，帕尔第一次走进法庭，还没落座就面向被告席双手合十，行了一礼。这个动作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从这天起，帕尔在审判中的立场就再没变过。 11名法官中虽有5人对判决持不同意见，但其中4人只是在个别案例的量刑上提出异议，唯有帕尔一人坚持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 帕尔写了一千多页的反对意见书，核心观点有这么几条：一是认为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属于“事后立法”，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用后来的法律审判之前的行为；二是主张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国际法只能追诉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三是认为远东国际法庭不过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公正性存疑。 他甚至把日本偷袭珍珠港说成“自卫行为”。这些说法在法律技术上或许能辩一辩，但他接下来的表现，就完全暴露了真实立场。 当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含泪出庭控诉时，帕尔质疑证词是否“受到政治情绪的操控”。可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他却以对方“当时生病了”为由，主张其刑事责任能力受限。这哪里还像一个法官？分明就是在替刽子手找借口。 帕尔的这套诡辩后来被结集出版为《帕尔意见书》，成了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甚至把帕尔的雕像请进了靖国神社，为他在那里修筑了“帕尔显彰碑”，称其为“世纪伟人”。帕尔由此成为唯一一个因为战后行为被供奉进靖国神社的外国人。 这还没完，帕尔后来在曾任甲级战犯嫌疑人、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的支持下，三次受邀访日，到处宣讲“日本无罪论”，日本政府还以“为和平运动作出功勋”为由授予他勋章。 1967年帕尔在加尔各答病逝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亲自发唁电，还为他修建了纪念馆。2007年安倍晋三访印时，专程去看望了帕尔的后人，在公开演讲中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实事求是地说，帕尔的立场跟他个人在殖民地长大的背景有一定关系。有荷兰法官曾这样评价他：“虽然他引用法律观点替日本战犯开脱，但实际指导他的逻辑却是他的反帝政治逻辑。” 帕尔对西方殖民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恶，在他看来，审判日本的那些国家自己就是殖民者，有何资格审判别人？ 他把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某种程度上看作了对西方殖民体系的“反叛”。这种扭曲的同情心让他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最终走上了为法西斯战犯开脱的歧路。 这笔旧账，翻出来确实很难堪，但必须翻。印度如今在联合国安理会门外一而再再而三地敲门，想要那第六把常任理事国的椅子，姿态摆得老高，声称自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当今主要经济体之一，有资格参与安理会决策。 客观地说，这些理由本身不无道理。但坐在五常位置上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1946年东京审判的那一票，投的不是什么学术论文，投的是对历史的认知、对公义的立场。 一个在历史大是大非问题上都能“放水”的国家，怎么让人放心把一票否决权交给它？你怎么知道它哪天不会因为自己的那点地缘小算盘，在真正的大是大非面前再放一次水？ 国际政治讲的是实力和利益，但也不全是。有些信誉一旦破产，几代人都赎不回来。广岛和长崎有牺牲，但中国为日本侵略付出了3500万巨大牺牲，谁又来给这些冤魂一个说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笔历史账，不止是中国人的账，也是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底线的账。有这笔账在，印度入常的这道门，还真就永远打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