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力劝杨森保卫重庆，可杨森说只有三千根金条到手才行吗？ 1949年春末，陪都重庆的军政长官公署里挂起了一张覆盖川陕黔的大比例尺地图，红蓝箭头交错，标着“保卫大西南”计划的数道防线。 此番谋划的核心思路并不复杂：凭借大巴山、乌蒙山两翼天险，将主力布于川东、川北，拖住解放军，为西南另辟生路。蒋介石相信，只要把时间拖到冬季，再借云贵高原的险阻和国际局势变动，或可换来一线转机。 同一时间，第二野战军已从湘西、黔北一路西进，兵锋直指川东要隘。10月中旬，贵阳宣告解放，陈锡联、王近山分路北旋。山地行军、夜渡乌江的消息先后被地下交通员传回，然而重庆方面却执意相信“主攻仍在陕南”的误判。一条从阴平古道传来的虚假情报，让中央社大肆渲染“重兵南下”的风声；蒋介石随即抽调第15兵团数万之众北上补缺，又仓促命其南返。 这支兵团在三个月内奔波两千余里，官兵的疲惫不是地图上能看出的。后勤线绕过绵阳、桐梓时已断粮断药，跋涉途中晕厥、逃亡屡见不鲜。等他们抵达南川，面对的却是解放军迂回而至的锋线，兵力尚未展开，便被迫再次换防。一个营长事后感叹：“一条公路走出三条命”。 蒋介石为稳住重庆，11月中旬飞抵山城，下令“严守七日”，并让胡宗南抽调第1军的精锐两团在市区卡车巡游。日间喇叭高喊“王牌进城”，夜里兵士却悄悄把步枪典当在朝天门的当铺，换几块银元寄回河南老家。辽沈、淮海的惨痛失败早已把许多人的斗志榨干，表面威风与实际士气之间的落差，街头巷尾都能看穿。 11月21日，南川防线再度告急。罗广文本想凭白马山和綦江作最后撑托，却见部下缺粮少弹，索性按“机动防御”之说向南温泉收缩。斋藤敏雄提出的突击计划被束之高阁，241师一部索性在深夜投向了对岸的解放军。重庆外圈随之洞开，淞沪会战时威名赫赫的第15兵团，此刻仅剩七成建制。 外线拔节推进，城内却酝酿另一场风暴。11月20日，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悄悄在林园别墅设立“破坏指挥部”，三百吨炸药被分送至电厂、仓库、码头，甚至白沙沱大桥的桥墩。一旦启动，“焦土”将使山城重演当年长沙火炬的惨烈画面。 阻止悲剧发生的钥匙，很大程度握在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手里。这位川军旧阀行伍起家，56岁，浑身是旧时代的利弊杂糅。刘伯承托旧识递来口信：“保护城市，救出无辜，功在后世。”杨森沉吟半晌，嘴里蹦出一句话：“先解决我的损失。”他要的不是三千根金条，而是一条通往成都的退路和必要的经费。 27日晚，大溪沟的发电机房忽然断电，杨森部下欲安置炸药，工人代表蔡鹤年亮出一纸公函：“发电机组属于民生要害设施，任何人不得破坏。”命令落款正是杨森卫戍部。军官面面相觑，只得撤走。地下党人趁机组织巡逻，电厂灯火复燃，山城的夜色依旧。 与此同时，白公馆与渣滓洞里传出枪声。数十名政治犯未能等到天亮。遗憾的是，这一幕终究无法逆转；庆幸的是，更多人员被紧急转移，避过屠杀。南方局多年的统战基础，在这最后关头展现出价值——电话线被剪，情报却靠无数街坊里弄的接力奔走传出，给即将入城的解放军提供了精确坐标。 11月28日凌晨，第二野战军各兵团同时发起总攻，分路越过浮图关、马鞍山，一昼夜拿下石板坡、南岸。江面起雾，嘉陵江上千帆突现，船工们一句“过江不收钱”，把小船连成浮桥。大批突击队趟水冲过，罗广文残部无心抵抗，炮声稀疏得惊人。 听着东南方向渐逼近的火炮，山洞官邸里灯火通宵。蒋介石连夜召集心腹，最终决定转往成都。他自知时日无多，仍指令“能拆的拆，能运的运”，却发现愿意执行者寥寥。29日拂晓，通往白市驿机场的公路被难民和车辆堵死，他只得改乘吉普车绕小路。机舱门关闭半小时后，城西就传来爆炸与枪声，此时距离最后通牒只剩一个白昼。 11月30日清晨，解放军第11军率先进入朝天门，红星闪耀，尘土未散。街边店铺却大多还亮着灯，电表在转，水厂仍在加压，这座在抗战中九死一生的城市得以保存主体骨架。杨森已携家眷取道成渝公路北逃，其旧部沿线炸毁桥梁、隧道，希望拖慢追兵，却挡不住时代的洪流。 至此，国民党苦心营造的“西南壁垒”在重庆顷刻崩塌。情报失准、兵员涣散、地方军阀各怀算盘，加上地下力量的暗中牵制，所有缝隙终于在这一周内集中爆裂。重庆的烽烟散尽，西南的天幕随之撕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