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张学良在意大利密会抗日将领，突然放话：“我很快回国收复失地！”他真回去了吗？ 1933年5月，意大利罗马。 张学良一见到苏炳文和马占山，没等坐下就开口：“我不能老待在国外，很快就要回国抗日，收复东北！你们也赶紧回去，重整队伍，准备再打！” 这话不是场面话，是他憋了大半年的心里话。 几个月前，热河失守，承德沦陷。全国上下骂声四起，矛头全指向张学良。 3月11日，他顶不住压力，宣布辞职。那年他才33岁，背了个“不抵抗将军”的名号，灰溜溜离开了北平。 4月11日，他带着于凤至、赵一荻和几个亲信，从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康德·罗素号”。 名义上是去欧洲考察军事，其实是在找一条救国的路。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国难、家患、家仇，一刻不敢忘。” 与此同时，东北的抗日力量正拼到山穷水尽。 九一八事变后，苏炳文在海拉尔拉起“东北民众救国军”，死守边疆。马占山更是在江桥打响了中国军队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可孤军难撑。1932年底，弹尽粮绝，苏炳文带着四千多军民，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撤进苏联。马占山、李杜等人也陆续退到苏联境内，等着转机。 1933年初，中苏达成协议：高级将领经欧洲回国，普通官兵分批遣返。 苏炳文、马占山、李杜三人于是从莫斯科启程，取道西欧。 5月初，他们到了威尼斯，准备转车去罗马。 而张学良刚在5月4日抵达罗马，住进布兰多饭店。他一边参观意大利空军基地，一边紧盯国内局势。 5月8日，听说苏、马要路过罗马，他立刻发去电报：“速来一见！” 见面那天，没寒暄，没客套。 张学良看着两位风尘仆仆的老部下，声音低沉：“自九一八以来，你们在冰天雪地里死扛日军，没援兵、没补给，硬是打出中国军人的骨气。我敬你们！” 停了一下，他语气加重：“但我不能一直躲在国外。国难未解，家仇未报，我一天都坐不住。我很快就要回国——你们也必须马上回去，把队伍重新拉起来！” 苏炳文站起身，挺直腰板：“唯命是从！我们流亡在外，心却从未离开东北。只要将军一声令下，我们随时能战！” 马占山没多说话，只是用力点头，眼神里全是坚定。 接下来三天，三人闭门长谈。 从东北战场的教训，到怎么联络旧部；从争取外部支持，到未来怎么打，事无巨细。 他们都觉得，苏联的态度很关键。张学良因此动了访苏的念头，但后来因苏联怕激怒日本，这事最终没成。 会面结束，苏、马继续回国。 1933年6月，苏炳文回到南京。国民政府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 可这只是个虚职，没兵权，也没实责。此后他多次请战，要求上前线抗日，都被婉拒。一身热血，无处可用，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遗憾。 张学良也没食言。 他在欧洲只待了几个月。年底福建事变爆发，他担心东北军被各方势力拉拢分化，立刻决定提前回国。 1934年1月，他回到上海，随后出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 虽然初期还得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他心里始终装着抗日。这份坚持，最终在1936年化为西安事变的关键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