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七个鬼子围在河边。枪都扔了，开始解裤腰带。他们以为，这下稳了，一个女人而已。三个月前，日军扫荡时，父亲被刺刀挑穿了胸膛，弟弟被活活摔死在磨盘上，母亲为了护着她，被鬼子拖拽时撞在门框上没了气息。她叫李秀英，不过20出头。 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无数无辜中国妇女遭遇的惨况，也是李秀英在半昏迷中经常梦到的凄惨景象。真实的李秀英，当时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998年，日本右翼作家松村俊夫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公然污蔑李秀英是假证人。 八十多岁的李秀英没有保持沉默，李秀英直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跨国诉状。 这场跨国名誉诉讼打得非常艰辛，李秀英在法庭上不需要讲述太多辩驳话语，李秀英一身凸起的伤疤就是驳斥右翼谎言的最硬证据。 这身伤疤的来历，要追溯到1937年的南京。1937年11月，日军重兵压境南京，南京城内的达官显贵早已撤离。 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约翰·拉贝联合留守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医生，自发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联合众人划定了以金陵大学为中心、大约3.86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 李秀英的丈夫跟随国民政府向武汉撤退，李秀英因为身怀六甲行动不便，李秀英只能跟随难民辗转躲进安全区内的五台山小学地下室。 五台山小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校门外悬挂着外国国旗，难民们挤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空间里，指望日军能遵守国际公约。 日军根本无视国际安全区的界限。12月13日南京彻底沦陷，安全区形同虚设。1937年12月19日清晨，三名满身酒气的日本士兵端着带血的刺刀，强行冲进五台山小学地下室。 日本士兵在难民堆里四处搜寻，目光死死盯住了躲在地下室角落里的李秀英。日本士兵上前撕扯李秀英的衣服，企图实施强暴。怀有身孕的李秀英没有屈服，李秀英深知一旦妥协只有死路一条。 李秀英趁着日本士兵不备，赤手空拳与三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展开生死搏斗。李秀英死死咬住压迫者的手腕，在混乱中夺过一把刺刀胡乱挥舞。 恼羞成怒的日本士兵立刻进行围攻，将刺刀一次次扎进李秀英的脸部、腿部和腹部。整整挨了37刀后，李秀英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日本士兵断定李秀英已经死亡，日本士兵这才离开地下室。 同在避难所的幸存难民发现李秀英还有微弱呼吸，难民们把奄奄一息的李秀英抬在一块门板上，冒死将李秀英送往鼓楼医院。 当时的鼓楼医院属于美国教会财产，罗伯特·威尔逊是医院里唯一一名留下来的西方外科医生。威尔逊医生接诊李秀英时，看到的是一具布满刀口、惨不忍睹的躯体。 威尔逊医生每天要在手术台前连续工作超过18个小时，处理着成百上千具遭受日军暴行的伤员躯体。威尔逊医生竭尽全力为李秀英缝合伤口，李秀英凭着惊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可是肚子里的胎儿不幸夭折流产。 威尔逊医生将李秀英的遭遇详细写进个人日记，记录下李秀英面部被砍18刀、腹部有深深刀口的客观事实。 在救治李秀英的这段时期，威尔逊医生还要面对日本士兵三番五次冲进鼓楼医院抢劫物品、甚至企图强奸护士的恶劣事件。 1937年12月15日，威尔逊医生得知英美记者斯蒂尔和史密斯要秘密离开南京。威尔逊医生急忙把写满日军暴行的日记塞进信封，让两名记者带往上海，借此打破日军实施的新闻封锁。 就在威尔逊医生记录伤情的同时，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着被日军搜查没收摄影机的风险，带着一台16毫米摄影机来到病房。 马吉牧师拍下了李秀英浑身缠满绷带、伤痕累累的动态影像。马吉牧师的胶片和威尔逊医生的日记，后来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最坚硬的物证。 正是这些物证，在日后将战犯送上了断头台。时间来到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谷寿夫指挥的第6师团在南京城南及周边区域制造了大量屠杀平民事件。李秀英作为亲历者站上法庭证人席。李秀英当庭解开衣襟，向庭长石美瑜当面展示那37处触目惊心的刀疤。 远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威尔逊医生也作为首位出庭作证的西方证人，宣读了关于南京平民伤亡激增的书面证词。 李秀英的证言、威尔逊医生的证词与约翰·马吉拍摄的动态胶片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司法证据链。1947年3月10日，石美瑜庭长当庭宣判谷寿夫死刑。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2004年年底，李秀英病逝于南京鼓楼医院。李秀英逝世几个月后的2005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李秀英在此前对右翼作家的跨国起诉中胜诉，裁定松村俊夫等被告必须支付名誉损害陪偿金。 李秀英用37道刀疤串联起拉贝的国际安全区、威尔逊医生的手术台以及马吉牧师的摄影机。这些物证和人证最终汇聚在一起，在南京雨花台让谷寿夫认罪伏法，在东京地方法院让右翼分子败诉。 历史真相永远存在，无论经历多少时间冲涮，客观事实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