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或合伙强奸妇女180多人，杀死的中国人超过300人，1944年，我把一名八路军战士喂了狼狗……" 写下这行字的人，是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经理部军需下士官渡边雅夫。1954年8月21日，他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审讯室里沉默了很久，才拿起笔，开始补写那些他当年刻意藏进沉默里的罪行。 渡边雅夫落到这一步，要从1945年说起。日本战败后，渡边雅夫随部队撤至朝鲜咸兴，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联做了五年苦役。 1950年7月，苏联依据《波茨坦公告》及中苏友好协定，将包括渡边雅夫在内的969名战犯从绥芬河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接收工作的要求只有一句话："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这969名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的前身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于1936年修建、专门用来关押中国抗日志士的"抚顺典狱"。 战犯们到来时，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战犯，都以战俘自居，认为战争结束就该被遣返。管理所工作人员没有以强制手段对付这些人，而是确立了"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基本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战犯们吃大米白面，每月理发，每周洗澡，生病有医生诊治——这种待遇，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新中国，连许多政府机关都不具备。 时间慢慢让这些人开始松动。经过数年教育，到1954年，由350多名法律专业人员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进驻抚顺，带来了从各地搜集的近三万份控诉书和8000多份日本方面残留的档案资料。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渡边雅夫第一次面对自己当年亲手留下的作战记录，那些他以为已经被时间遮盖住的东西。 记录上写着他在山东的轨迹。1939年2月7日，渡边雅夫率30名日军趁夜色包围沂水县上下峪村，村民还在睡梦里，机枪已经架起来了。 被驱赶到打谷场的人当场死了56个，没断气的被刺刀逐个补死，一名3岁的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起来当耍物，最后重重摔死在石头上。 渡边雅夫凭这次"战功"，被任命为沂水县十六区扫荡行动的指挥官，此后18个月，他对30多个村庄持续实施扫荡，平均每月两到三次，杀人、抢粮、烧房、拉壮丁，一路留下废墟。 《左传》有言："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亲手写下的每一份记录，最终都成了指证他的铁证。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罪行最为严重的45名日本战犯正式提起公诉，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 45名被告在庭上全部认罪，部分战犯当庭跪地痛哭，表示愿以死谢罪。法庭对45人判处8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没有对任何一名战犯判处死刑。 其余近900名战犯被免予起诉、即行释放，1956年到1957年间分批回国，至1964年，所有日本战犯均已离开中国。 回国的人没有就此沉默。1956年9月24日，部分获释战犯在东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首任会长藤田茂此后连续数届连任。 1957年2月，联络会从战犯们在抚顺写下的认罪手记中选出15篇，结集出版，书名定为《三光》，第一版五万册不到二十天即告售罄。 1988年，这批战犯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立起一块谢罪碑，碑文用中日两国文字写下了忏悔与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