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底层：硅谷的AI从业者普遍认为，普通人已经“完蛋了”（下）
摘自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当“上车”变成新的精英意识形态
硅谷的“永久底层”焦虑，这两年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精英共享的意识形态。这不是中文世界跟着翻译，是这种焦虑本身已经无国界。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一段话。一位叫Sheridan Clayborne（谢里丹·克莱伯恩）的年轻AI创业者说得没有任何修辞：“这是积累代际财富的最后机会。你必须现在赚钱，否则你就会沦为永久的底层阶级。”
推特上有一个流行的梗，精准捕捉到了这种荒诞：“你还有两年时间去做个播客（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否则就永远困在底层了。”
《纽约客》在2025年10月发过一篇文章《人工智能会让你陷入“永久底层”吗？》，那篇文章里描述了一个观察：现在硅谷最受欢迎的员工原型，叫“cracked twenty-two-year-old”，意思是技术强到变态、长期996工作的22岁年轻人。
文中有一个金句：
“大家非但没有变得政治激进，反而更加卖力地‘肝’。”
这很讽刺。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无产阶级一旦意识到自己被剥削，就会团结起来反抗。但在AI时代，这套剧本根本没启动。人们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替代之后，反应反而是更卖力地工作，拼命让自己成为“还有用”的那20%。
《纽约客》那篇文章里还有一句话流传很广：
“你是想成为那头猪，还是成为那个做猪食的人？”
这里的“猪食”（slop）是AI时代的一个新词，指由AI批量生成、用来填塞人类注意力的廉价内容。这个比喻把“永久底层”的图景压得很实：一端是少数掌握算力、算法、核心数据资产的“喂猪人”，另一端是大多数失去经济价值的“被喂者”，靠UBI（全民基本收入）和AI生成的虚幻娱乐活着。
这种话术在硅谷已经流通了两年。它从一开始的X上的玩笑梗，变成了《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纽约时报》的严肃评论标题，变成了风投圈茶水间的真实焦虑，变成了上万亿市值公司CEO在公开场合的发言。
但这套话术里藏着一件没被讨论的事。
“上车”这个隐喻假设了一个车上和车下二分的世界。它默认了一件残忍的事：被甩下去的人，没有谁会停下来等待他们。它把一个本应是政治问题的命题（谁分到AI红利、谁被强制承担代价），包装成了一个个人选择题（你抓不抓得住这个机会）。
这套话术最大的功能，是把社会断裂前置合法化了。
孟醒文章里那位投资人朋友的话，可以放在这里看清楚它的真实结构：
“反正要么zero to 100，要么zero to zero。”
硅谷的资本逻辑已经不再容纳“中间状态”。要么你是100，要么你是0。要么你在车上，要么你在车下。要么你是那个做猪食的人，要么你是那头猪。
中间地带没有了。
这是一种正在被预先合法化的社会断裂：在它真正发生之前，所有人就已经接受了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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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悖论：他们造神，他们也害怕神
把硅谷的这套行为模式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悖论。一群人，一边在拼命造一个他们自己相信会让大多数人变得多余的东西，一边在为“那个东西真的造出来之后的世界”做物理性的末日准备。
这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历史上很少见到的精神状态。
中世纪修建大教堂的工匠，相信自己在为上帝做工，这套信仰让他们的劳动有意义。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造完原子弹之后大多数人被深刻的道德挣扎笼罩了一辈子，Oppenheimer（奥本海默）说“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些人造出某种巨大的、超出自己理解的东西后，要么相信它有终极意义，要么被它的伦理重量压垮。
硅谷不是这两种。
他们既相信自己在造神，又相信这个神会让大多数人多余；他们既不为这件事提供宗教意义上的辩护，也不被它在伦理上压垮。他们的反应是：
继续造，同时给自家窗户装防弹玻璃。
这种内部矛盾不只是个体的精神分裂，它已经渗透到这些公司的内部话语结构里。Karen Hao（凯伦·郝）（MIT Technology Review前资深记者，《大西洋月刊》撰稿人）2025年5月的报道里，披露了OpenAI内部一个被称作“地堡”的故事。
2023年夏天，OpenAI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伊利亚·苏茨克维）在和一批新入职的研究员开会。他正在讨论一个计划，中间他说了一句：“等我们全员进入地堡之后……”
一位研究员打断：“抱歉，地堡？”
苏茨克维回答：“我们在发布AGI之前，肯定要先建一个地堡。”
他补充：“当然，是否进入地堡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另一位OpenAI研究员后来告诉凯伦·郝：“有一批人，伊利亚就是其中之一，相信构建AGI会带来‘终极救赎’。真的，字面意义上的‘救赎’。”
Anthropic内部其实也有相似的紧张气氛。《纽约时报》、文章引用Anthropic联合创始人、Anthropic Institute负责人Jack Clark（杰克·克拉克）的一段访谈。记者直接问他：你也认为AI会创造一个永久底层阶级吗？
克拉克回答：“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选择。”他说自己很乐观，认为有“足够负责任的AI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能让世界避开风暴。但当记者接着问Anthropic Institute是否会为再分配政策（比如他自己提到的扩大教师、护理这类人际关系工作的份额）进行游说时，克拉克委婉地拒绝了，把政策倡导描述为“一条非常、非常长的工作链的末端”。
翻译过来：我们公司知道这件事很糟，我们公司认为这是社会选择，但我们公司不会为修复这件事而花政治资本。
这种“我们意识到了，但我们不会负责”的态度，在Anthropic内部员工身上表现得更剧烈。纽约时报文章里写，Anthropic是镇上最令人向往的雇主之一，把火箭般蹿升的商业模式和“高尚的道德原则”结合在一起；但和员工聊天时，她听到一种“对自己正在引发的社会变革规模的存在主义眩晕感”。
许多工程师同时跑着多个Claude Code代理，给它们分配彻夜完成的任务，这样总有人（无论是人还是机器）在时刻工作着；他们一边每周工作80小时，一边讨论“后工作时代”（postwork）的乌托邦。
这套行为最深的含义，要从他们造的东西本身去看。
他们造的不是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有边界，你可以用它，也可以放下它，它不会改变你怎么看待自己。他们造的是一种新的世界座架，把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重新揭示为“可被替代的资源”。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也活在这个座架里时，他的反应可以是修改它，可以是拒绝它，也可以是给自己挖一个能熬过它的避难所。
他们选了第三种。
他们在造一个会让所有人（包括自己）变得多余的系统，然后在系统降临之前，先用钢板和酸橙树为自己围出一块“还能保持人类身份”的小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既造神，又害怕神。
他们知道这个神不会区分施害者和受害者。它只会区分“还在车上的”和“已经下车的”。
而他们对自己能不能一直留在车上这件事，信心远没有他们公开宣称的那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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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那些造出AI的人，都已经开始为“普通人完蛋了之后的世界”做物理准备，那么所谓的“最后窗口期”，到底是给所有人的最后机会，还是只是少数人为自己留好出口的最后时间？
这个问题在中文世界还没有真正被问出来。所有讨论AI的国内文章，基本上分两类：一类讲AI多厉害，催你赶紧学；一类讲AI多可怕，催你赶紧上车。两类文章共享同一个叙事前提，即你是那个还有机会、还需要选择的主体。
这个前提本身，本身就值得怀疑。
孟醒在硅谷半个月，回北京飞机上翻完笔记，发现从头到尾都在写同一个词：跟不上。
YC跟不上、Meta的代码安全规矩跟不上、xAI的管理跟不上、研究跟不上、算力跟不上、估值框架跟不上、社会的心理承受力也跟不上。他写，“以至于硅谷自己都跟不上自己了。”
但还有一种东西也在跟不上，那就是：
我们的语言。
我们手上拿着19世纪的社会契约，在签22世纪的合同。我们用“上车”、“转型”、“学习曲线”这些工业时代留下的词汇，去描述一个可能正在让“工作”这个概念整体失效的转变。我们用“中产阶级焦虑”这种20世纪的诊断，去描述一种在硅谷已经具体到买防弹玻璃和酸橙树的存在性恐惧。
旧的语言还在跑，但它解释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我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危险不是AI让大多数人失去工作，而是大多数人在失去工作的同时，还在用旧的词汇相信自己只是“暂时落后”。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打中了，他就连还手的方向都找不到。
在硅谷，他们已经在用酸橙树、防弹玻璃、激光探测系统、煤油罐、燃烧瓶、和那一串列在“最后通牒”上的家庭住址，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的回答，可能要更慢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