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近400年前，明清两朝就已经颁发过极为严厉的禁烟令。 连几百年前的帝王将相都意识到吸烟之害、严加禁止，现代社会为何至今仍在为此争论不休呢？ ▶烟草初入中国：曾被当成“还魂仙草” 普通烟草并非中国本土作物，据明代姚旅所撰《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这“淡巴菰”正是烟草最早的译名。 烟草大约在明朝嘉靖末至万历初年经由菲律宾传入我国南方，随后迅速向全国扩散。 传入之初，古人非但不觉得烟草有害，反而将其奉为神药——据最早著录烟草的医学典籍《本草汇言》所载：“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 ▶崇祯禁烟：“吃烟”竟有亡国寓意？ 烟草传入后，吸食之风很快从军中蔓延到民间。 据明朝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 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发出的第一道烟草禁令。 禁烟既出，旋即动真格——有一位进京赶考的会试举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诏禁烟，带着仆人携烟入京暗中出售，被稽查队抓获，次日便被处死于西市。 崇祯十六年，朱由检再下禁烟令，明末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扼要记下：“敕禁私贩，至论死”。 崇祯禁烟的真实动机并非源自健康考量，而是涉及封建帝王避讳。 据杨士聪考证：“相传上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明成祖朱棣原是“燕王”，都城为“燕京”，“烟”与“燕”同音，“吃烟”便等同于“吃燕”，暗示着对大明国祚的威胁。 因此，如果代入“公共空间”概念便不难发现：崇祯禁烟的本质，是统治者感受到了某种社会危机后采取的果决手段，即便这手段包裹在避讳迷信的外衣之下。 ▶皇太极禁烟：一场与崇祯同步的大清禁烟战 几乎与崇祯同步，关外的后金政权也在大力禁烟。 皇太极在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六月二十六日，以户部名义正式发布了满汉双语的禁烟告示，规定凡栽种、吸食、贩卖烟草者按贼盗治罪，走私烟草者处死。 告示发布两个月内，盛京刑部审理涉烟案件达60余起，被处罚者数百人。 和崇祯的迷信理由更为务实——他亲眼看到八旗子弟为买烟而倾家荡产，认为这是一种“耗财货”的奢靡之风。 ▶清朝入关后：公共场所禁烟的真正先声 清朝入关后，将对公共场所吸烟的限制载入了国家基本法典。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 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 普通人如果在紫禁城、仓库、坛庙这些地方抽烟，挨四十大板还要流放三千里外；连带追责则明确规定，主管官员看见有人抽烟而视而不见，同样要罚俸半年。 值得一提的康熙皇帝。据他亲自撰写的《庭训格言》所述：“然朕非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 ▶古今的差别：从古人身上能学到什么？ 纵观明清两朝的禁烟史，可以清晰总结出几条一直适用的铁律： 其一，禁烟从来不是单纯的健康命题，而是牵扯到经济、军事与社会治理等多重因素； 其二，权贵的特权往往是禁令难以执行的根本原因——皇太极时期“禁下不禁止”、“只禁平民而不禁旗主贝勒”，最终导致禁烟令形同虚设； 其三，健康理性的声音早就存在——清代名医张璐在《本经逢原》中早已尖锐指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 再看现今的吸烟问题，随处飘来的二手烟令人防备不及，但仍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应当被保护的吸烟权益。 400年前的皇帝都懂得在关键的公共空间严格禁烟，甚至还设立了连带责任机制——那么现今，在密闭且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全面禁烟，到底是要求过分了，还是尊重晚了？ 有人会说：吸烟是长久以来的习惯，也是吸烟者在生活中仅存的余地；但也有人坚持：二手烟没有“安全暴露水平”，所谓通风排烟根本挡不住它无孔不入的扩散。 从崇德告示到现今控烟条例，从紫禁城的枷锁示众到公共场合的罚款申诉，公众健康与个体嗜好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你认为在公共区域上应该全面禁烟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 信息参考来源： 1. [明]杨士聪《玉堂荟记》 2. [明]谈迁《枣林杂俎》 3. [清]《大清律例》 4. [明]倪朱谟《本草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