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蓄养大量年轻侍妾，来时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就被卖掉或转让，三年一换，雷打不动。68岁中风之后，他把最宠爱的侍妾樊素也送了人。樊素临走时问了一句："人有情，马有情，难道主君独无情？" 大和三年，洛阳履道坊。秋霜刚降，冷风刮过庭前的枯荷，发出碎裂的声响。六十出头的白居易斜靠在胡床上，粗重地喘着气。 他眼波浑浊，盯着堂下站着的那个女孩。女孩名唤樊素，刚满十七，正是唇若涂朱、眉如远山的年纪。她低着头，手指死死绞着披帛的丝绦，指节泛白。 这座宅子里的人都知道，十七岁，是一道生死符。 白居易蓄妓，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只收十四五岁的雏儿，调教三年，待到十七八岁身量长成、风情初露，便立刻转卖或送人。 三年一换，绝不滞留。像吞吐新茶的残渣，咽下最酽的一口，便干干净净地吐掉。翻开《白氏长庆集》，那个写下《卖炭翁》与《琵琶行》、为底层怨妇泣血悲呼的“人民诗人”，与这个在洛阳城里精准掐算少女保鲜期的老翁，竟是同一人。 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双手，没有在风雪中替卖炭翁拨开炭灰，却在暖阁里剥开了一个又一个十四五岁少女的襦裙。 唐代士大夫蓄妓成风，但白居易的“三年之期”，仍透着一种令人发指的清醒与冷峻。他不要成熟妇人的温婉，只要含苞未放的死物。 十四五岁，心智未开，任人揉捏；十七八岁，有了主见，有了身段，便有了“人”的味道。而白居易不需要“人”，他只需要精致的器皿，来盛放他衰老躯壳里残存的欲念与恐惧。 樊素本以为自己是个例外。她是最得宠的。孟棨《本事诗》中记下了当时的盛况：“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 那句被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便是白居易为她量身定制的金丝笼。樊素开了口，便值千金。她以为这副嗓子能锁住老翁的恩宠，却忘了在白府，恩宠不过是倒计时的沙漏。 开成四年，白居易六十八岁。这一年，风痹症彻底击垮了这个老翁。《旧唐书·白居易传》对此只有冷冰冰的四个字：“风痹遂废”。 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那张曾吟诵出三千首诗歌的嘴，如今连一口参汤都要漏出来大半。病榻之上，白居易熬尽了最后一丝对肉身的贪恋。 他看着满堂的珠宝、成群的侍妾，突然感到一种濒死前难以名状的累赘。于是，他下达了最后一道家主指令：遣散所有侍妾，卖马，放人。 樊素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她站在床榻前，不再是那个低眉顺眼的歌妓。三年的恩情，到了清算的时刻。就在几日前，那匹随白居易多年的老马，被牵出马厩时，仰天悲鸣，一步三回头，不肯出府。 死寂的病室里，樊素看着眼前这个嘴角流涎、半边身子如朽木般僵死的老翁，眼泪决堤而出。她没有哭诉，没有哀求，只颤着声，问出了那句刺破千年虚伪的绝唱： “人有情，马有情，难道主君独无情？”这句话，狠狠地抽在了白居易的脸上。这不仅是对被抛弃的控诉，更是对这三年“恩爱”的终极逼问你对我，究竟算什么？ 马尚知恋主，我这具曾让你把玩赞叹的年轻肉身，竟连一头畜生的分量都不如？白居易没有立刻回答。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的《不能忘情吟》序里，白居易亲自记下了这一幕。他把这场出卖，包装成了一场恩赐。 他自辩道，自己已经老朽，不想误了樊素的青春，放她归去，是全了大道。多么熟悉的逻辑，三年后将人扫地出门，与初见时买下她们的银钱一样，都是主人的仁慈。 面对樊素的质问，白居易写下：“素惨然立且拜，宛转辞谢。”八个字，写尽了权力的倾轧。樊素的“惨然”，是一个猎物面对冰冷猎枪时的绝望； “宛转辞谢”，则是她必须在被抛弃的时刻，依然披上卑微的外衣，谢主隆恩。你不能愤怒，你只能感恩他睡了你三年，又放你一条生路。 而白居易那首以此事为题的《不能忘情吟》，通篇都在渲染老翁的凄凉与不舍，字里行间满是“我本将心向明月”的苦衷。 可是，若有情，为何十四岁买来，十八岁卖走？若有情，为何半身瘫痪才想起放归？他的情，不是对人的爱，而是对自我悲悯的深度沉浸。他爱的，是那个多情多病、怜香惜玉的自己。 樊素走了。没有带走“樱桃口”的赞誉，只带走了被消耗三年后、十七岁残存的余生。洛阳的履道坊大门重新关上，老马带走，新草未生。 白居易在此后的岁月里，依然没有停止对少女的凝视。 甚至到了晚年，他还写诗吹嘘自己“十听春啼变莺舌”，看着新买来的十四五岁少女，在三年间从稚鸟啼叫变成娇莺婉转，然后再一次，将她们推出门外。 那句“人有情，马有情，难道主君独无情”，在洛阳的秋风里飘荡，最终没有回音。 千年之后，翻开厚重的唐史，宏大的盛世早已灰飞烟灭，倒是樊素临走时那一问，如同一柄冷厉的匕首，捅穿了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堆砌的脂粉塔，露出底下一地苍白又森冷的森森白骨。
